書寫一部關心俄羅斯命運的人都要讀的書

受托爾斯泰以降俄羅斯文學的春秋筆法的影響，索爾仁尼琴一直有一個愿望，書寫一部反映20世紀上半葉歷史的史詩性作品，書寫一部可以超越19世紀“黃金時代”文學頂峰的作品，書寫一部還原“全景歷史”的作品，書寫一部與蘇聯時代的官方解釋系統完全不同的作品，書寫一部融會貫通了他對俄國與西方、過去與現在種種思想文化傳統褒貶與取舍的作品，書寫一部凡是關心俄羅斯命運的人都不得不讀的書，于是就有了《紅輪》的創作過程。

索爾仁尼琴的這部巨著就是想用他自己認為合適的表達方式，從多個角度重現滌蕩一切的歷史車輪的原貌。乍一看起來，他寫的像是小說，其實他寫的是歷史，是一部既是“大歷史”，也是個人化的“小歷史”的結合之作，他是把個人放在宏大的歷史背景下去描寫，比如對斯托雷平、對刺殺斯托雷平的博格羅夫、對古切科夫、對克倫斯基、對列寧等人個人的描寫，對杜馬辯論場景的描寫，對二月革命的爆發都非常傳神。你可以不同意他的觀點，但是卻無法拒絕這種“小說化歷史”場景再現的吸引人處。索翁自己說：“歷史性的重大步伐往往取決于個人的細枝末節，而這些細小的東西又經常為歷史所鮮知。”他的著作正好彌補了這一缺憾，當然前提條件是必須對那個時代的人和事非常熟悉，因為《紅輪》沒有提供任何注釋和人物介紹，而且翻譯的人名、地名不按照約定俗成的譯法，甚至一名多譯，經常要把這些人名先還原成俄語，在嘴里叨咕幾遍，才能恍然知道所說的是誰。至于非專業人士讀起來最大的困難在于，不知道每個出場的真實人物的歷史背景是什么。

應該說，從《紅輪》的寫作形式上來看，索爾仁尼琴比起托爾斯泰等人的小說“歷史化”的趨勢來更加劍走偏鋒。了解他的心路歷程的人都知道，索爾仁尼琴不但性格乖戾，最重要的是他是一個徹底的“反西化”的“后現代”論者，也可以稱作“向后看的”“前現代”論者。索爾仁尼琴對“市場化”和“現代化”充滿著深深的擔憂和反感，他認為，工業化和城市化導致的自然環境惡化是與人性的變壞聯系在一起的，西方的市場經濟，自由競爭的時代，使金錢統治取代了此前一切形式的統治，這是不是終點？你會追問“主”在哪里？索翁的寫作從來都不去考慮市場，也不顧及大多數“蕓蕓眾生”的感受，更不在乎出來的成品是個什么東西，他自信只要把“鮮為人知的隱秘寫出來”，自己的作品就可以“不朽”。

俄羅斯人習慣于在每一個歷史階段都會尋找一個“先知”般的人物來引領精神生活，而20世紀非索爾仁尼琴莫屬。索爾仁尼琴認為，只有那些能夠“沉”下心來、對大自然虔敬的人、關心精神生活的人、對俄羅斯命運既熟知又關注的人，才能夠與他的作品產生相互的共鳴。與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樣，索爾仁尼琴是把自己的整個寫作過程看成是一種發自內心的“自愿赴難”的體驗。在他看來，《紅輪》既是為俄羅斯尋找打開“歷史之門”的鑰匙，也是為自己尋找打開“心靈之門”的鑰匙。

索爾仁尼琴一生中很少妥協，根本不在乎別人怎么看他和他的作品，他要的是為俄羅斯留下一份文字的遺產，而且歷史越沉痛，意義才越深遠，這就是俄國“彌賽亞”的邏輯，就像利哈喬夫所說的“我們應當使歷史成為未來的紀念碑”。索爾仁尼琴自己把《紅輪》定位是——“全景歷史”的“大敘述”。

索爾仁尼琴的“解釋體系”

索爾仁尼琴在二戰以前就開始構思自己心中的“大產品”，起初的計劃并沒有那么龐大，也沒有以《紅輪》定名，無疑歷史的構思增加了寫作的復雜性和思想的延伸，作者耗費了大量精力收集資料，在這個過程當中，他深入研究了浩如煙海的歷史文獻、檔案、筆記、通信、證詞以及口述資料，隨著資料收集工作的不斷擴大，寫作的篇幅越來越龐大，戰線越拉越長，工程浩大到任何個人都難以完成的地步。我們現在看到的第一卷的這三本書是在1965年完成、1971年出版的，當時出版的各集都是以年代而命名的，比如第一集的題目是《1914年8月》，第二卷的三本是1983年出版的，第二卷的題目是《1916年10月》，僅從標題看沒有一點小說的文學色彩，倒像是一套紀年體的歷史書著。

索爾仁尼琴出國以后對已經完成的第二卷又做了大量補充，同時他利用在國外的便利條件，翻閱了大量在蘇聯國內無人關注的白俄僑民資料，他在國外的拓展閱讀更加堅定了索爾仁尼琴此種寫作方式的決心。此后的寫作與出版都是在國外進行的。先期推出的三卷八本，在海外引起了很大的轟動，與劇變后的語境不同的是，當時幾乎沒有人把它當作“文學創作”來閱讀，尤其第三卷的四本里面涉及二月革命和列寧的種種不為常人所知的內容，在“冷戰”年代的西方這些雖并不意外，但其細節的描述和邏輯延深仍猶如一枚重磅炸彈的爆炸，其震撼力之大超出想象，索爾仁尼琴預設的“顛覆性”原本就不打算局限在文學領域里了，他的期望沒有落空。

索爾仁尼琴在國外埋頭寫作的同時，也一直關注著蘇聯國內的持不同政見運動，此時他提出的“別相信！別害怕！別原諒！”“不能虛妄地生活！”對蘇聯知識界有很大的鼓舞。當然，也有人指責他“站著說話不腰疼”，自己在國外名利雙收地享受著民主國家自由空氣和巨大榮耀，有什么資格充當反對派運動的“教主”，對國內備受壓抑環境下的艱難抗爭“指手畫腳”。但是毫無疑問，由于索爾仁尼琴《紅輪》出版而對蘇俄歷史的全新“解釋體系”的沖擊波，對蘇聯國內由官方意識形態定調“正統史學”造成的殺傷力是難以估量的。加之戈爾巴喬夫后期隨著檔案資料的逐步解密，人們發現那些儼然已成金科玉律經典片段的歷史，有太多的虛構和偽造的成分在里面，在《聯共（布）黨史》說教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看到索爾仁尼琴的解說（當時蘇聯國內接觸到索翁海外作品的人并不多）以及從檔案中披露的蘇聯歷史，“猶如從一場持久的噩夢中蘇醒過來”。于是蘇聯國內的民間“歷史熱”大行其道，填補“空白點”和“寫真實的歷史”浪潮很快就發展成了推動蘇聯劇變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面對由索爾仁尼琴發起的這種挑戰，在正統意識形態訓練下龐大官方史學界竟然沒有一點招架能力。人們質問道：蘇聯歷史到底有多少可信度？過去我們是生活在真實的歷史里還是生活在被欺騙當中？作為這股浪潮的始作俑者的索爾仁尼琴，也因此被評論為“一個人用一支筆戰勝了一個超越大國的極權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