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雁/文
革命與變形之四：“紅色共和國”的覆滅
在對待波羅的海水兵的問題上。眾所周知，十月革命的主要力量是士兵，而士兵中最“親布爾什維克”的骨干力量是水兵。根據傳統的說法，“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的那一炮，就是阿芙樂爾巡洋艦上的水兵打出的。1918年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只得了24%左右的全國選票，但這在很大程度上還是依靠軍隊的支持：贊成布爾什維克的選票在北方戰線是61%，在西方戰線是67%，波羅的海艦隊是57.5%，彼得格勒衛戍部隊是79.2%，莫斯科衛戍部隊是79.5%。當時為了爭取農村的選票，列寧還特意指示給水兵們放假，讓他們回到自己的家鄉為布爾什維克做宣傳。
由于波羅的海水兵幾乎全部參加革命，在臨時政府時期，波羅的海艦隊的主要基地——彼得格勒以西芬蘭灣中的島嶼要塞喀瑯施塔得軍港就已經被布爾什維克控制，以至于當時盛稱喀瑯施塔得全島成了一個“不向統治當局屈服的紅色共和國”。后來喀瑯施塔得又有了“十月革命的最堅定的堡壘”、“革命的先鋒”、“俄國革命的莫大驕傲”等聲譽。
但是在革命僅僅三年以后，這些革命精英就成了《聯共（布）黨史》所謂的“與白衛軍分子和外國武裝干涉者相勾結的世界帝國主義走狗”（參閱《聯共（布）黨史簡明教程》人民出版社1975年，276頁）。這是怎么回事？
原來，這幾年俄國百姓的生活急劇惡化，到1921年彼得格勒的人口只剩下1/3，生鐵產量只是戰前的2%，糖產量是3%，棉布產量是5%~6%，貨幣流通量是戰前的1/70，人們每天只靠著2盎司面包和少量的凍土豆來維持生活。內戰期間人們忍受這一切，認為“戰時共產主義”的“強制勞動”只是暫時措施，“無產階級英勇地走上革命的祭臺，做出了無數的犧牲，他們耐心地等待共和國轉向十月的軌道”。但是事與愿違，內戰即將結束，《真理報》卻發表了托洛茨基“論勞動軍事化”一文，表明“強制勞動”的螺栓仍在繼續擰緊。“革命”后的現實使這些士兵越來越失望。尤其是殘酷對待農民的“余糧收集制”在內戰基本結束時不僅沒有廢除，反而變本加厲，讓那些大多數是農家出身的士兵忍無可忍。然而即便如此，他們仍然沒有改變革命的初衷，不希望恢復舊制度，而希望有“真正的蘇維埃”。
1921年2月底，曾經是十月革命中布爾什維克黨主要支柱的波羅的海水兵發出倡議說，十月革命是在權利和自由的口號下取得的，而現在布爾什維克一黨獨攬大權，把專政的機器凌駕在其他社會主義政黨頭上、凌駕到工農兵頭上。因此建議立即通過自由和秘密投票選舉新的蘇維埃，給與所有公民言論和出版自由、結社自由，釋放所有的政治犯，取消共產黨的特權地位。水兵們提出了“沒有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取消共產黨專政，建立自由選舉的蘇維埃”（沈志華主編：《蘇聯歷史檔案》第7卷，社科文獻出版社2002年，115頁）的口號，以及上千份的退黨聲明。結果起義被定性為“反革命暴動”，說起義的目的是為了復辟資本主義和君主專制社會。而喀瑯施塔得軍港則被宣布為敵占區，遭到重兵包圍，殘酷鎮壓。這就是著名的喀瑯施塔得事件。
其實，這次抗爭自始至終都是堅持社會主義的——只不過他們要的是民主的社會主義。起義的參加者沒有一個是革命前的上層人士，而幾乎都是“十月革命”的積極分子，其中還有大量的前共產黨人。要塞的水兵曾爭取和當局進行公開談判，和平解決分歧。然而彼得格勒方面的回答是：不進行任何談判或做任何妥協，暴動分子必須受到嚴懲，而且還要株連：居住在彼得格勒的“所有受到懷疑的水兵的家屬和雙親都被作為人質扣留”。托洛茨基下令：不要吝惜子彈。于是鎮壓者“像打松雞一樣向水兵射擊”。當地報紙上寫道：“托洛茨基元帥站在齊腰深的血泊中，對革命的喀瑯施塔得開火，喀瑯施塔得奮起反抗共產黨的專制，為的是建立真正的蘇維埃政權。”
經過這次事件，列寧對整個水兵群體都充滿憎恨，他曾經提出干脆撤銷波羅的海艦隊算了。但別人告訴他，海軍對于保住政權還是必須有的，他才打消了這個主意。不過后來的波羅的海艦隊已經是從官到兵完全更換。盡管阿芙樂爾號巡洋艦至今仍然作為“革命圖騰”擺在涅瓦河邊供人參觀，“紅色共和國”可是連影子也沒有了。
列寧后來也承認說，在喀瑯施塔得反對我們的不是“白匪”，“那里不要白衛分子，也不要我們的政權”。而且列寧也認為發生這個事件是因為我們的政策太過分了。吸取教訓后，列寧改弦更張，在喀瑯施塔得事件后便廢除余糧收集制，實行了新經濟政策?？梢娏袑幰裁靼姿範幍脑蛩?。
但是盡管如此，列寧對他們的仇恨并不亞于對“白匪”。因為他的邏輯歷來是：“如果我是對的，或許還可以寬恕你；如果你證明我錯了，那么我先殺了你再談改正。”起義被鎮壓后，這些水兵被判處極刑的有2103人之多，各種有期徒刑的有6459人，有1464人被內部掌控。當然，起義中還有8000多人成功突圍，從冰面上逃到了對岸的芬蘭。就這樣，當局還不依不饒——這個當局痛恨“自己人犯上作亂”歷來比痛恨敵人更甚。就像許多白俄貴族可以終老異國他鄉，而“托洛茨基同志”一旦反目成仇，即便逃到地球那一邊，時隔十多年，還是沒能逃出毒手一樣，很多白俄貴族逃到芬蘭，列寧也就算了。但這些“犯上作亂的革命者”可沒有那么幸運，直到24年之后，蘇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占領芬蘭，仍然不忘算當年的老賬，蘇聯內務部窮搜徹查，找出這些曾經的喀瑯塔得水兵并予以逮捕，從芬蘭帶回，關進了蘇聯國內的集中營，他們絕大多數沒能活著出來。其實這些水兵20多年來大都不問政治，與世無爭，已經在芬蘭落地生根，加入了芬蘭籍，而且到1945年都已垂垂老矣，對蘇聯已經沒有任何威脅了。
革命與變形之五：恐怖的“糧食專政”
在對待農民的問題上。對于農民，19世紀以來的馬克思主義者歷來是有成見的，認為他們保守、落后，有時還“反動”，不是“無產階級革命”可以指望的力量。但是由于農民畢竟是勞動者而不是“剝削者”，馬克思主義者也并不主張與他們為敵，不主張剝奪他們，而是指望資本主義的發展能夠自然解決農民問題，希望這種發展使無產階級成為人口的多數，使農民分化成“農業工人”和“資本家農場主”，然后再考慮城鄉無產階級聯手發動“社會主義革命”。
列寧繼承了這種對農民的成見，徹底否定了俄國馬克思主義脫胎的母體俄國民粹派的“親農民”觀點。但是民粹派漠視民主自由規則、主張不擇手段地消滅“敵人”，對這一點列寧卻十分欣賞，并且大加發揮。于是兩者結合便形成了列寧獨特的農民觀。民粹派主張依靠農民搞革命，正統馬克思主義者不指望農民，因而不認為在農民國家可以搞無產階級革命。列寧與這兩者都不同，他認為革命可以搞而且必須搞，但要準備把農民作為敵人，不擇手段地對待之。
當時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同“無產階級專政”的必要性，其邏輯理由是：由于統治階級是少數，所以不會允許占多數的勞動者有民主權利，在暴力鎮壓下無產階級只有通過“內戰”來爭取解放，戰時獨裁（“專政”即dicta-torship一詞的本義就是戰時的短期獨裁）因而是難免的。而列寧對于“專政”的必要性卻有完全不同的解釋，早在1902年他就論證說，俄國之所以需要“無產階級專政”，主要原因還不在于統治者不允許民主，而在于俄國是個農民國家，“保守、反動”的農民占多數，所以民主對居于少數的無產階級是有害的。列寧聲稱：如果無產階級能夠得到農民的支持，“那就用不著說‘專政’了，因為那時完全能夠保證我們獲得絕大多數，以至專政大可不必要了”，但這是不可能的。農民這個“絕大多數”會反對無產階級，所以無產階級只能以少數人的“專政”來對付，以便強迫“60個農民必須無條件地服從10個工人的決定”，亦即，俄國需要“無產階級專政”的根本原因不是沙皇的專制使革命者需要以暴抗暴，而是因為多數人即農民的“落后”使民主不利于無產階級。
可見，列寧從一開始就是準備以“專政”手段對付農民的。但是另一方面，在“一切為了奪權和掌權”這個大前提下，列寧的意識形態又非常靈活而且極為“實用主義”。到了斯托雷平改革時期，看到這一資本主義性質的改革遭到農民的強烈反對，反斯托雷平的農民情緒高漲，可資利用，列寧又來了個急轉彎，對這種正統馬克思主義者認為是“開歷史倒車”的農民反資本主義情緒百般迎合，予以了馬克思主義歷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評價。這時列寧形成了工農聯盟的思想和“無產階級與貧苦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的主張。尤其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列寧對農民情緒的迎合達到了匪夷所思的程度。當時俄國農民要求取消斯托雷平改革、恢復傳統農村公社的主張是由社會革命黨土地綱領來體現的。對于這一綱領，過去正統馬克思主義者是反對的，列寧在斯托雷平時期也只是主張支持這一綱領的“否定的方面”（即利用它來打倒沙皇和斯托雷平），而對“肯定的方面”（恢復傳統村社）仍然予以指責。但是沙皇倒臺、斯托雷平改革也被取消后，在土地—農民問題由“否定方面”走向“肯定方面”（由破舊轉向立新）時，列寧卻又再次“大轉變”，全盤接受了農民要求的“肯定方面”，支持恢復傳統村社，還“完全照抄”了社會革命黨的土地綱領，并且反過來斥責社會革命黨“背叛了自己的綱領”，而列寧（似乎也“背叛”了原來自己的那一套？）卻成了“別人綱領”的保護神。
即便如此，列寧成功的奪權仍然很少得益于農民的支持。到了大權在握后，尤其是通過1918年立憲會議選舉，列寧看到農民仍然傾向于支持社會革命黨，而不是支持自己，他便又記起了自己當年關于對“落后的多數”必須實行專政的主張。1918年，不滿于蘇維埃政權“糧食專政”政策的農民暴動，使農村形勢驟然緊張。曾有很短一個時期布爾什維克寄希望于農村內部的“階級斗爭”，成立“貧農委員會”來作為自己在農村的依靠。但這個辦法很不成功。于是1918年底貧農委員會被解散，當局完全采取了從外部征服農村的辦法。政府調動最精銳的內務部隊、特種部隊來對付農民的反抗。
當時針對農民反抗形勢最嚴峻的奔薩省，列寧頻頻發出指示：“必須最堅決、最迅速、最無情地鎮壓富農的暴動，從奔薩抽調一部分軍隊，沒收參加暴動者的全部財產和糧食”，“擬個法令草案——每個產糧鄉都要有25~30個富人作為人質，他們要用性命保證全部余糧收繳上來”，“整個革命的利益要求這樣做，應該弄出樣板來……要找一些強硬一些的人，1.絞死（務必絞死，好讓人們看到）不少于100個罪惡昭彰的富人、富農、吸血鬼。2. 公布他們的名字。3. 沒收他們所有的糧食。4. 指定人質。要讓方圓幾百俄里的人都看到，都發抖，都知道，都喊叫：‘他們把富農吸血鬼都絞死了’，全都要絞死”（中央編譯局：《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研究》2000年，第3期，“列寧致庫拉耶夫的電報”，4頁）。在給奔薩省委書記敏金的電報中說：“從你們的800名士兵中選出最可靠的人，先對一個鄉采取無情的行動，如果需要，我們再派兵力去，請更詳細、準確地電告，你們在什么地方占用了多少兵力，需要什么樣的資源，往哪里支援”。“要趁熱打鐵，要利用鎮壓富農的機會，無情地鎮壓糧食投機商，沒收大財主的糧食”，“這樣的指令（指定‘人質’）發到所有的征糧隊”。當時俄國有4.5萬個征糧隊。列寧指示，“要一個鄉一個鄉地把余糧一點不剩地全部收上來、運出去，這樣做極為重要”。“收凈那里所有的余糧”。其實，在這種口號下好多地方實際上是把農民的口糧和種子都“收凈”了。在這個時期，列寧給各省的電報和信件都充滿這樣的口氣：“絞死”、“強硬”和“采取無情的群眾性的恐怖手段”。
這里要指出的是：與中國革命中共產黨領導下的土改不同，俄國在1917年革命時布爾什維克還是個城市黨，在農村很少影響。自二月革命沙皇政權垮臺后，不滿斯托雷平改革的俄國農民就以傳統村社為組織，自發地開始了“土改”。到十月革命發生、布爾什維克上臺時，土改已經大部分完成。這種土改主要是反斯托雷平之道而行，動用村社的集體壓力迫使斯托雷平改革中分離出去的私有農民重新回到村社，當然也沒收了村社以外地主的土地。不過，傳統俄國的“地主”是指鄉村社會以外的貴族，像中國傳統鄉村中那些平民身份的地主，俄國是沒有的。俄國的村民中只有一些出售余糧、兼做小生意的所謂“富農”。實際上斯托雷平時代農民中的分化主要也不是“貧農”與“富農”的分化，而是村社農民與離開村社的獨立農民的分化。但是，由于1917—1918年的土改主要是在共產黨影響很小的情況下傳統鄉村社會中農民自己搞的，目的是恢復村社，而不是刻意發動“階級斗爭”。只要獨立農民回到村社也就完了，并沒有劃定什么“階級成分”。所以列寧一再痛罵，并且要求“絞死”的所謂“富農”其實是個非常含糊的概念，實際上當時所謂的富農就是指不服從“余糧收集制”的農民，只要你藏了糧食不交，甚至還偷偷拿自己的一點糧食去換錢買了鹽巴（這些人當時被稱為“背小口袋的人”，可想而知，這“小口袋”糧食算得上什么“富”？），你就是“富農”了。
還要指出的是：俄語“кулак”一詞被中譯為“富農”本來就是為了對應我們后來的政策，其實這個詞字面意思是“握拳”，引申為“摳門”、“吝嗇鬼”之意，本是俄國民間“罵人的話”，原來它既沒有“富”也沒有“農”的詞義。而那時的當局對一切不聽話的人都用“罵人的詞”稱之，與工人罷工就是“流氓”、“壞蛋”一樣，農民不乖乖交出所有糧食就是“吝嗇鬼”、“吸血鬼”。所謂“富農”的概念就是這么來的，只是后來才被塑造成一個“階級”的形象。
而1918年列寧簽發的文件要向農民發起一場“無情的戰爭”。列寧提議，打擊富農的法令要具體規定：凡有余糧而不把余糧運到國家收糧站者一律宣布為“人民的敵人”，沒收其財產，永遠把他們驅逐出村社。列寧提出了這樣一個信條，在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恐怖是一種合法的政府行動方式：可以即刻判決、扣押人質、就地處決、監禁那些被劃為階級敵人的人。所以不僅“不應該取消恐怖手段”，而且這種手段的使用“應盡量廣泛”，要突破一切心理障礙，創造出“實際上較為廣泛地使用這種手段的條件”。
布爾什維克黨從1918年6月開始（正式法令于1919年1月11日公布）在部分省份實行余糧征集制，并于同年夏末推廣到全國。余糧征集制的兩個明顯特征：第一是它的強制性。1918年8月20日曾規定武裝征糧隊每隊應不少于75人，并配備2~3挺機槍。實際上這已不是“征糧”而是“搶糧”，從農民那里拿走的是口糧和種子糧。到1920年，“不少地方因缺乏種子而無法播種”。這時的農村已經十室九空，餓殍遍野了。
無以為生的農民紛紛揭竿而起。尤以1921年唐波夫省的農民暴動為嚴重，農民起義領導人亞歷山大·斯捷潘諾維奇·安東諾夫是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在“十月革命”中曾經支持布爾什維克。但回到家鄉后看到農村的慘狀，憤而走上了造反之路。他成立了“勞動農民聯盟”作為造反的組織者。該省向中央的匯報材料上說他是“全民政權和‘立憲會議’思想的狂熱鼓吹者”，他在“告紅軍書”中說：“紅軍戰士們！難道你們的父輩兄弟和家人，不是和起義農民生活得一樣嗎？”“請看哪里有言論、出版、集會、信仰的自由和人身的不可侵犯，取而代之的是我們和你們都隨處可見的隨意逮捕、平白無故的槍決、搶劫和放火，帶上手中的槍回家吧，建立游擊隊，掙脫共產黨的桎梏”。
為了鎮壓農民起義，剛剛參加完蘇波戰爭又鎮壓了波羅的海水兵起義的圖哈切夫斯基，又被任命為“唐波夫剿匪集團軍司令”，他動用了5個師的兵力（4.5萬人），706挺重機槍，250桶氯氣，18架飛機。除了戰爭中殺人如麻外，最后到事態平息時又有10萬農民被流放，1.5萬人被處決。紅軍炮兵司令舍伊杰曼和唐波夫省軍事委員瓦西里耶夫聯合給“剿匪”部隊下達命令說：“建議唐波夫指揮部動用毒氣攻擊。”圖哈切夫斯基于是要求部隊，“我在此命令你們用毒氣肅清這些森林，使用毒氣時，必須確保它能散布開并殺死一切藏在那兒的人”。后來的歷史學家考證說，這是世界史上第一次在一個國家的內戰中使用毒氣。這可比葉卡特琳娜時代帕寧將軍鎮壓普加喬夫起義不知要慘烈多少倍。
根據資料，布爾什維克在1921年共調動了27個步兵師去鎮壓農民暴動。不少出身于農家的紅軍官兵不忍這樣屠殺鄉親，因此發生了許多嘩變。如1920年7月，紅軍第21師的師長薩波日科夫率部反對“征糧隊”，他們在薩拉托夫省建立了一個“真理紅軍”，主要口號是“打倒余糧收集制”，“自由貿易萬歲！”后來的結果大家是知道的。無怪乎有史家稱：在社會主義的蘇維埃農村，國家農奴制“發展到如此駭人聽聞的地步，即便是18世紀的農奴主也想象不到”（米羅諾夫：《俄國社會史》上冊，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428頁）。
就這樣，1920年以來，先后是工人、軍隊，更不用說農民，第一次明確無誤地反對布爾什維克。列寧承認，此時如果“允許蘇維埃自由選舉，可以肯定，他們全都會被趕下臺”。布爾什維克原來以為，在1917年支持過他們的工人階級肯定會毫不動搖地繼續支持他們對付農民，但是事實使他們懂得，只有“專政”才能拯救革命，確切地說，才能拯救他們自己。
（未完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