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瑋麗/文

瓊·狄恩（Joan　Didion，生于1934年）無疑是美國當代最著名的作家之一。雖然她的小說時常獲得如潮好評，甚至榮登《時代》周刊2005　年選出的1923年（《時代》周刊創刊年）以來一百部最佳英文小說榜（Play　It　As　It　Lays,　1970)，但她仍以非小說類創作最為著稱，作品常被美國各大學選進必讀書目。

《奇思幻想的一年》

我做學生時零星地讀過一些她的雜文，但那時也許更喜歡故事情節跌宕起伏的小說，對于需要細細品味、用心思考的迪恩作品并不以為然。真正喜歡上狄恩是讀了《奇思幻想的一年》（The　Year　of　Magical　Thinking,　2005)。該書是狄恩登上《紐約時報》最佳暢銷書榜的第八本書，并榮獲2005年全美圖書獎。后經狄恩本人改編成獨白話劇，由著名英國演員瓦妮莎·雷德格瑞夫（Vanessa　Redgrave)在紐約百老匯連續上演144場。

如果2005年初讀這本書時是感動，那么，六年后再讀，雖然感動依然，但更多的思索轉向狄恩的語言、狄恩的風格。

一本寫喪夫之痛的回憶錄，沒有驚心動魄的懸念，沒有曲折迂回的情節，卻能如此一次又一次地深深打動讀者，那真是語言和心靈的力量！狄恩坦誠地直面悲痛卻不沉溺于哀傷，語言簡約卻不失優雅，凝練又不乏柔情，行文中的斷句和留白都賦予她的文體一種特殊的能量。所以，即便是平靜的回憶，平凡的反思，都往往會令讀者耳目一新或回味無窮。

文藝批評家約翰·利奧納德（John　Leonard）曾這樣評論迪恩的語言：“我一直試圖找出為什么她的句子總是比你的或我的要好……或許是一種韻律與節奏。它們出其不意地向你撲來，像精練的俳句、像激光冰錐、像浪潮。即使是這些句子周邊留出的空白也別有意味……”

迪恩的丈夫約翰·格利高里·鄧恩2003年12月30日心臟病突發，癱倒在正開始用晚餐的座椅上，急救無效去世。當時他們正在餐前小酌；她剛剛遞給他第二杯威士忌；他剛剛提到第一次世界大戰為何是20世紀歷史的關鍵大事：

人生變化得太快。人生瞬間就改變了。你正坐下用餐而你所熟知的生活便結束了。一個自悲自憐的問題。

這是狄恩在丈夫突然離世后最初寫下的幾句話，也是她很長一段時間寫下的唯一的幾句話。這幾句話就成了《奇思幻想的一年》的開頭；而且這開頭的幾句在書中反復出現，雖然有時會略有變化，比如：“人生瞬間就改變了。／普普通通的瞬間”，好似音樂作品中的“動機”。這恰好印證了利奧納德關于狄恩語言中的“韻律與節奏”——一種特有的音樂感的評論。大概這就是為什么狄恩所敘述的普通個人經歷，生活中平凡點滴的回憶卻能經久不衰地感動讀者、啟迪人生。

狄恩和鄧恩攜手走過40年；他們既是生活中的伴侶，又是事業上的搭檔。兩人都是作家，他們為好萊塢寫的電影劇本都出自兩個人的合作；40年來他們幾乎形影不離，每天在各自書房寫作，總是能聽到對方的聲音；每天相互交流各自的想法，評古論今；每每最先閱讀對方的作品，作出第一反饋、提出批評，為對方的作品起名。

護封上這樣介紹《奇思幻想的一年》：“一本出自美國偶像級作家之手的情感強烈、坦誠震撼的書。瓊·狄恩探討了一個既極端個人又具有普遍性的經歷：她描繪了一幅婚姻的肖像，一種悲喜交織的人生，它會打動每一個有過愛丈夫、愛妻子、或愛孩子的經歷的人。這本強烈感人的書是狄恩為了梳理清楚‘那幾個星期，然后是幾個月’的一種努力，她要梳理清楚‘那幾個禮拜到幾個月的時光是如何顛覆了她曾經有過的一切關于死亡、關于疾病，關于婚姻、孩子和記憶，關于正常心智的膚淺，乃至關于整個人生的固有觀念。’”

我想，正是狄恩的純粹與真誠——她面對生活突如其來的打擊、面對喪偶始料不及的悲痛的直白與坦誠——以及她精確凝練、富有音樂感的語言使得她的回憶錄別有洞天，感人肺腑。

《緩緩走向伯利恒》

讀了《奇思幻想的一年》之后，我開始關注狄恩，把狄恩的作品一一找出，試圖重新認識這個“美國偶像級的作家”。

狄恩十一二歲時就喜歡上了海明威。雖然當時未必能理解他的作品，卻被海明威語言的凝練與簡潔吸引。狄恩的寫作習慣是每一天都從頭重新打字以前的文稿（文稿達到一百頁后再找一個新起點，照樣每天從此開始）；在這樣一個循環往復的過程中，作家就像雕塑家一樣一遍又一遍的雕琢，切掉每一點多余。許多評論家們一致公認狄恩的語言風格無可比擬——“既有海明威霹靂般的清晰利落，又有亨利·詹姆斯的蜿蜒深邃”。狄恩觀察細致，思維敏銳，善于將冷眼旁觀的社會現象同個人經歷與內省，及精辟尖銳的社會評論交匯融合，渾然一體。

《緩緩走向伯利恒》（Slouching　Towards　Bethlehem)　是狄恩1968年出版的散文集，所收錄的20篇作品幾乎都是早先為各大報刊寫的文章，其中包括“論自尊”、“論道德”、“關于記筆記”、“關于回家”、“加州夢”、“再見吧，那一切”等名篇。40多年來它始終是一部反映上世紀60年代美國社會與文化的經典作品。以其命名的報告文學“緩緩走向伯利恒”更是入木三分地記載了當時美國社會道德觀和價值體系的分崩離析及嬉皮士運動對傳統文化的挑戰與反叛。

題目“緩緩走向伯利恒”出自愛爾蘭詩人葉芝的著名詩歌《二次圣臨》。狄恩在前言中寫道，以此作書名是“因為近幾年來葉芝的詩句猶如被手術植入耳道一樣總在耳中回響——不斷擴展的旋渦，失控的獵鷹，空洞的目光……”葉芝的詩似乎形象地描繪了嬉皮士反文化運動所體現的美國社會秩序與價值體系的崩塌。

狄恩選擇了深入到舊金山的海特·艾什柏里區——嬉皮士反文化運動的中心，從第一線直接觀察了解這一運動。因為她自己也感到了某種精神危機，幾個月無法工作，寫作于這個混亂無序的世界似乎已毫無意義；“如果我要繼續工作，我必須去面對和接受無秩序。”

之所以選擇舊金山是因為“舊金山是社會大出血的端點，舊金山是那些失蹤的孩子們自稱‘嬉皮士’而會聚的地方”。當時的美國社會，已經失去了維系秩序的中心，“青少年們從一個破敗的城市漂流到另一個，像蛇蛻皮一樣蛻掉自己的過去和將來；沒有人教過那些孩子們維系社會的游戲規則，他們也永遠不會再去學習那些規則。人們在失蹤，孩子們失蹤，父母失蹤……”

“當我在1967年那個依然春寒料峭的晚春第一次去舊金山時，我并不知道我想去發現什么，所以我在那兒待了一陣子，交了幾個朋友。”通過這些“朋友”，她得以直接地觸摸運動的脈搏。十七歲的莎倫向她坦白，自己根本不想家，不想學校，不想過去的一切，只想她的弟弟：“他十四歲了，我真想教他吸毒，那正是最合適的年齡。”有的朋友告訴狄恩，“十六歲的中產階級漂亮妞來到海特區想探個究竟，被十七歲的街頭毒販帶回去花一整天給她一遍又一遍地注射安非他命……旨在狂喜的政治與倫理。”另有朋友企圖說服狄恩嘗試迷幻藥，得知狄恩已經三十二歲，說“沒關系，這里也有年紀大的嬉皮士”。當然，也有年紀小的，小到五歲，被媽媽帶進嬉皮士群體，被媽媽喂食迷幻藥。五歲的小蘇珊告訴狄恩，她除了喜歡冰激凌、可口可樂，想圣誕節時得到一輛自行車，還喜歡“杰弗遜飛機”、“感恩而死”(二者皆為嬉皮士運動中具有代表性的迷幻搖滾樂隊)樂隊中的這個或那個歌手。

對這一場發生在美國的反文化運動，我曾略知一二；是狄恩深入其中，以其超然淡漠的觀察和銳敏冷峻的筆觸讓我對這一場影響了整個西方世界的青年反叛運動有了新的認識。我禁不住想起與此同時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另一場運動——“文化大革命”：自稱“紅衛兵”的廣大青少年走出學校，離開家庭，全國大串聯，狂熱的群體運動把原本聰明好學、安分守己的十五六歲少女變成了可以亂棒打死校長的烏合之眾（卞仲耘，文革開始時任北京師范大學女子附屬中學副校長，為文革中第一個被紅衛兵打死的教育工作者）。兩場運動都不同程度地影響了整整一代人和他們所處的社會。

狄恩這樣反思當時的反文化運動：“從1945到1967年的某段時間，我們忽視了教給孩子們我們的游戲規則。也許我們自己都不再相信這些規則，也許我們自己也經歷著一場精神崩潰，也許壓根就沒有足夠的人手來教育孩子們。”她堅信一個人獨立思考的能力取決于對語言的掌握。那么1967年那個“愛之夏”從四面八方奔向舊金山的十萬“花童”們；那些不相信語言，缺乏社會能力的孩子們；那些趨之若鶩，加入群居公社，追求放浪形骸，銷魂欲仙的青少年們；在嬉皮士運動消亡之后是如何重返社會、適應社會的？當然，他們當中的許多人也許并沒有重返社會。許多群居公社在美國和歐洲仍然不同規模地存在著；也有許多執著求道的人，遠渡重洋，到印度尋找精神導師。來自印度的宗教導師可以帶領眾人唱誦進入迷幻的“禪”境，所以有些人想“通過傳播和教習唱誦把它變成一場國際運動”，金斯伯格說“唱誦帶你進入狂喜”。

狄恩采訪的一位舊金山精神科醫生這樣評論嬉皮士運動：“這是一場社會運動，那種在社會出現危機時應運而生的運動。它們的主題總是相同的——反樸歸真，祈求早先的權威……一種超脫現實，追求凈化的渴望。”這使我不能不把目光轉向當今中國。各路宗師、專家，似乎也從世界的四面八方涌向中國。但是各路大師、專家、導師、宗師是否都名副其實，各種聲稱、主張是否都是真詮實諦，如饑似渴的學員們似乎并不在意。不菲的學費和冠冕堂皇的頭銜足以讓學員們傾倒。更有甚者，參加了幾個工作坊、學習班，探討了一番“身心靈”，便儼然以“身心靈”導師自居。

我心中悲戚，這些“身心靈”圖書的盛行或“身心靈”導師的走紅折射出一代人的心靈饑渴、精神茫然。中國是一個缺乏獨立思考的國度——曾經是偉大領袖代替我們思考，舉國上下統一思想、統一認識；曾經我們“大革文化命”，顛覆傳統，毀壞文化，造成了民族性的文化斷層。如今人們同樣迷信冠以各種頭銜的大師、導師?？是缶褡甜B與心靈成長無疑是一種社會進步；但如果缺乏獨立思考的能力，任何一種思想方式或生活方式都可以淪為一種趨之若鶩的跟風與盲從。

我常常思索狄恩關于一個人的獨立思考能力取決于對語言的掌握的觀點。也許當務之急并非追隨任何大師，而是應當致力于掌握語言、精通語言，以求博覽群書，提高獨立思考的能力？

《藍色的夜》

再回到狄恩。她2011年11月出版的第二本回憶錄《藍色的夜》(Blue　Nights)　?！端{色的夜》開始于一個特殊的日子——2010年7月26日，女兒琨塔娜的結婚七周年紀念日。它的特殊之外還有另一層特殊——2010年8月26日，琨塔納逝世五周年的日子。她是狄恩和鄧恩唯一的女兒。

在“序曲”般的第一章，迪恩以詩意的語言描寫了夏至前后瀅藍綿長的暮色；“置身于這樣藍色的夜晚，你會覺得白晝永遠不會終結。當藍色的夜晚一天天地逝去（它們終究會的），你會真真切切地感到一絲寒意，一種似乎要生病的感覺，你這才注意到：藍瀅的光已經消失，白晝日漸縮短，夏日已逝。把這本書叫做藍色的夜，是因為開始寫這本書時，我的思想不斷地轉向病痛，轉向諾言的終結，白晝的漸弱漸遠，無可避免的消退，光明的逝去。藍色的夜與光明的消失雖然相反，但卻是它逝去的先兆。”

這是一本與《奇思幻想的一年》同樣凄美的挽歌，作者再一次直面死亡：“一個人死而無嗣是可怕的。拿破侖·波拿巴如是說。對于凡人來說，沒有比看到自己的孩子死去更大的悲哀了。歐里庇得斯如是說。當我們談及死亡的必然，我們談的是我們的孩子。這話是我說的。”

不僅僅是直面死亡。76歲的狄恩，也在書中坦誠無畏地直面自己的年老體衰：“隨著書稿一頁一頁地遞增，我開始想到書的主題也許不是孩子，至少不是孩子本身，書的主題是未能直面不可避免的衰老、病痛和死亡；是拒絕對這些必然的審視與觀照。是恐懼。書稿一頁一頁地增多之后我才恍然大悟，這兩個主題原本是同一個。當我們談及死亡的必然，我們談的是我們的孩子。”

在《奇思幻想的一年》中，狄恩寫道：“從兒童時代起我就學會了遇到煩惱時求助于書本，求助于文學，從書中學習。信息意味著掌控。”從弗洛伊德關于悲痛悼亡的理論到C.S.　路易斯悼亡妻的筆記；從托馬斯·曼的《魔山》中關于喪妻哀傷的描寫到W.H.奧登的《葬禮藍調》；狄恩從文學書、醫學書中去探討喪失親人的不同影響，去理解自己的舉動，去尋求慰藉。在《藍色的夜》中，狄恩同樣轉向文學，轉向語言。難以想象一個人如何承受命運如此殘酷的雙重打擊。狄恩依賴語言的力量，勇敢地、尊嚴地、優雅地承擔著難以承擔的悲痛。

《為了生存，我們講述》(We　Tell　Ourselves　Stories　in　Order　to　Live)是2006年“萬人叢書”出版的狄恩選集，長達1100多頁，共收錄了七本早先出版過的散文／雜文／報道文集。題目出自《白色專輯》（以甲殼蟲樂隊著名的音樂專輯命名；Album也指相冊、集冊）的開頭。這是狄恩經常被引用的一句話：為了生存，我們講述。

我們在講述中梳理思緒；我們在講述中汲取力量；我們在講述中探索發現；我們在講述中豐富成長。我們同樣也從他人的講述中梳理、汲取、探索、感悟、發現、成長。講述或傾聽講述離不開對語言的掌握；獨立思考的能力離不開對語言的精通。

從思想大一統的時代走過來，我們需要學會獨立思考，我們需要嫻熟地掌握語言，不然我們只能從個人崇拜的時代走進明星崇拜、大師崇拜。在這樣的崇拜中，我們丟掉的還是獨立思考。一個社會的真正進步，與公眾的獨立思考能力緊密相連。

據說瓊·狄恩在國內鮮為人知，她的作品幾乎沒有譯介。在文化邊界交融，中外互通有無的今天，各種翻譯作品——良莠參錯——充斥中國圖書市場；有些翻譯作品為了追求市場效應，不惜犧牲翻譯質量，緊隨原作出版，甚至與原作同步出版。如此繁榮的翻譯出版，竟鮮有迪恩的作品，未免令人遺憾與費解。當然，譯介一個以風格和語言著稱的作家對于任何譯者都將是極大的挑戰。希望這不是狄恩鮮有中文譯本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