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瑋麗/文
總覺得我與納博科夫有緣。
初識納博科夫是上世紀80年代，在導師巫寧坤先生的閱讀課上讀了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節選。
1986年，隨巫先生參加了在南京舉行的第二屆美國文學年會，有幸面會了許多仰慕已久的英美文學前輩，比如楊周翰、戈揚、馮亦代、畢朔望等等。他們幾乎個個飽經風霜，歷經種種政治運動洗禮，不是去過北大荒、勞改營，就是進過牛棚、五七干校。劫后余生，相聚在這個文學的春天的盛會上，他們談笑風生，意氣風發，大有返老還童，壯心不已之勢。那個場面，至今令我難忘和感懷。也許是為巫寧坤先生的詼諧風趣、爽朗笑聲打動，有個年輕人問巫先生，回國后受了那么多的苦，九死一生，您就沒有怨言嗎？巫先生答，我們的國家主席（劉少奇）都沒有幸免，而我活下來了，我有什么可抱怨的呢？作為先生的學生，我從先生身上學到的遠遠不只是學問。
會后，承蒙李文俊先生信任，約我為《世界文學》翻譯納博科夫的《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初次接受如此重量級的雜志約稿，欣喜之余難免為自己譯文的青澀擔憂，于是拿著譯稿登門請畢朔望先生批評。畢老熱情相助，將譯稿與原文對照，認真校對，并一針見血地指出我的譯文“信”有余而“雅”不足。經畢老潤色過的《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在《世界文學》刊出不久，我又接到社科院外國文學所約稿，為三聯書店計劃出版的納博科夫《文學講稿》翻譯其第一篇《簡·奧斯?。骸绰狗茽柕虑f園〉》。
1987 年交稿后我便赴美留學。那是沒有手機、沒有電子郵件的時代；生活拮據的留學生涯，搬家頻繁，學業繁重，很難通過書信保持聯系。對于我的納博科夫譯稿下落，我始終一無所知。但每當我在書店、圖書館或文學課上遇到納博科夫，總像邂逅老朋友一樣高興，同時又心生感激——是納老讓我的文字第一次變成鉛字。
2005年，我們舉家搬遷北京之后，我曾經在地壇書市、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等三聯書店的書攤、展柜前尋找與納博科夫有關的書籍，皆一無所獲。我猜想，文學類書刊最終沒能按計劃出版并不罕見，也許我的譯稿早已葬身于廢品回收站的廢紙堆。
2010年十一假期，我在香港突然接到新朋友丹娃短信，說在孔夫子舊書網上淘到一本納博科夫的《文學講稿》，其中兩篇譯者屬名與我同名，“是你翻得嗎？”我又驚又喜，20多年，音信全無，居然被丹娃意外撞見！古人說的真好：“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丹娃還告知，書是2005年4月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的。我心中納悶，1987年的譯稿，何以18年后才出版？于是，我回京后也上了孔夫子舊書網，居然搜到1991年一版一印的版本，毫不猶豫地以240元高價買下了裝幀簡陋、印刷粗糙、定價7.50元的舊書。
2011年9月，我訪問圣彼得堡；雖然這是一座俄羅斯歷史文化名城，但最讓我翹首企待的是拜訪老朋友納博科夫故居。
在圣彼得堡，出了酒店就難得看到或聽到英文；由于對俄語一竅不通，真感到自己像個文盲。我手里拿著地圖，對著街名，比來比去，尋找納博科夫故居。又走錯了，我對先生說，好像應該在下一個路口左轉。（出門時先生總把辨別方向的任務交給我；自然，一旦需要開口問路時，任務就落到他身上了）我剛收起地圖，一抬頭看到身邊暗粉色的建筑物墻上一塊方牌；再仔細瞧，居然認出了納博科夫的英文名字。我大喜，原來并沒走錯！眼前的樓房正是莫斯卡亞街47號。我感到納老似乎在同我開玩笑，居然又一次出其不意地出現。
謝天謝地，納博科夫紀念館里有人可以講英文。一位二三十歲的小伙子接待了我們，先給我們放了一段BBC 1962年對納博科夫的采訪。當時的納博科夫63歲，聲音洪亮，神采飄逸。采訪錄像看完之后，在我心頭揮之不去的是他那斬釘截鐵的聲音：我永遠不會回到那個警察國家，那個指定你讀什么書、告訴你如何思想的國家！似曾相識，令我心中隱隱作痛。
走進展覽大廳，首先引起我注意的是一臺老式打字機，孤零零、黑漆漆地立在一張特大書桌的綠絨臺面上。這是納博科夫的打字機嗎？我禁不住問。小伙子回答，這應該是納博科夫父親的打字機，他本人是不打字的。我猛然想起，納博科夫的創作，都是手寫的，而且通常是寫在卡片上；一本小說往往有幾千張卡片。據說他常把卡片洗來洗去，以求發現新視角、新開端和最佳結構。他的作品大多都是妻子薇拉打字成稿。展廳里的玻璃柜中陳列著一本又一本納博科夫題獻給薇拉的作品：每一本書的扉頁上，除了寫著“獻給薇拉”及日期，還有納博科夫手繪的蝴蝶——或正面、或側面，或棲綠葉、或落紅花，多彩多姿。我在這些已經泛黃的書頁面前駐足良久，一一品味納博科夫連字帶畫的手跡，和手跡后面蘊含的偉大愛情；身后的打字機似乎響起了噼嚦啪啦急促的打字聲，我心中頓時又出現了另一對珠聯璧合的夫妻：手拿書本，當即口譯的楊憲益，和一邊飛快打字，一邊潤色譯文的戴乃迭。這樣的文化夫妻，他們永恒的愛情，豐富的人生和碩果累累的事業，總讓我感動。
離開納博科夫故居時，先生在前，我隨后。在先生正要開門的剎那，他突然叫道，蝴蝶！果然，門玻璃右下角，一只紅棕色、黑白斑的蝴蝶在斜射的陽光中拍打著翅膀。我趕緊打開相機，咔噠咔噠地按著快門，生怕蝴蝶飛走。我驚異，這樣一座密閉的大房子里，哪里來的蝴蝶？難道是工作人員飼養的嗎？本想問一下，會講英文的小伙子已不見蹤影。轉念一想，我何必凡事都要探個究竟？看了那么多的蝴蝶標本和納博科夫手繪的蝴蝶，最后竟有一只活生生的蝴蝶為我們的參觀劃上一個靈動的句號，多么奇妙??！莫非是納博科夫那超越時空的靈魂來接見我吧。
納博科夫的英文自傳，《說吧，記憶》，已在我的床頭擺放長達兩年?；蛟S是因為生活的腳步太匆忙，心緒不夠寧靜，我始終沒有進入讀書狀態。在圣彼得堡之行將近的日子，我再次打開《說吧，記憶》，納博科夫那意象豐富、語言精美、文體華麗的“記憶”開始對我說了——于是，我欣喜地走進了納博科夫筆下那緬遠情深、色彩繽紛的“逝去的王國”。
納博科夫的文字，真是充滿了聲、光、色、味覺、觸覺，還富含隱喻、象征、幽默，以及對覺知、時空觀、失與得、政治流亡、思想自由等種種人生問題的哲學思考。作為讀者，我們真得平心靜氣，開啟我們所有的感官，張開我們想象的翅膀，才能充分地欣賞和理解《說吧，記憶》。
雖然是自傳，納博科夫卻摒棄了時間上的線性敘事，而以主題、形象、人物為中心建構故事。每一章都獨立成篇。全書的十五章，都分別在《紐約客》、《哈潑雜志》、《大西洋月刊》等雜志上單獨發表過；但各個章節之間，又有著遙相呼應、貫穿全書的意象或主題。納博科夫曾在他的“優秀讀者與優秀作家”的文學講座中告誡大家，一個優秀的讀者只能是一個“反復讀者”，因為當我們打開一本書時，我們一句一句、一頁一頁地閱讀，只能一步一步地走進作者筆下的世界，不可能像欣賞一幅畫一樣把整個作品一覽無余，可以同時細細品味各個細節和全幅圖畫。全書的整體“畫面”只有讀完全書才能初步呈現；而許多細節，往往是初讀時被忽略或未能領略其意義的細節，只能在重讀時一一進入整體畫面，凸顯其在全書中不可或缺的意義?！墩f吧，記憶》正是這樣一本值得重讀的文學作品。
比如，曾以“母親的肖像”為題發表于《紐約客》的第二章中，有這樣一個畫面：在劍橋大學讀書的納博科夫假期回到柏林，他們全家流亡歐洲時的寓所；1922年3月28日，晚上10點左右（為什么要如此詳細地寫明日期和時間？細心的讀者也許會問），納博科夫在給母親朗讀勃洛克（1880-1921，俄國詩人和戲劇家）關于意大利的詩篇，母親織著毛線活，時不時插一句評論。讀到詩人把佛羅倫薩比作一朵玲瓏嬌柔、色澤飄渺的鳶尾花時，母親說，“是的，是的，佛羅倫薩真的很像一朵色澤飄渺的鳶尾花，多貼切呵！我記得——”這時，電話鈴響了。讀詩的畫面驟然靜止在突兀的電話鈴聲中。下一段便跳到“1923年以后”。
當我們讀到第九章時，我們才得知納博科夫的父親于1922年在柏林的一次公開演講中遇刺。這時，細心的讀者也許會想起第二章中，被電話鈴聲驟然打斷的母子倆讀詩的場景。于是，他或她會恍然大悟，1922年3月28日是一個刻骨銘心的日子，那晚十點左右響起的電話鈴聲震碎了母親的世界。如果我們重溫那一段，更會體驗到那一刻強大的感情撞擊—— 一切盡在不言之中。
再比如，第一章中，有一段納博科夫回憶幼年意識初步形成時的印象：四歲的納博科夫，走在鄉村莊園維拉的林中小道，左手拉著媽媽，右手拉著爸爸……花園曲徑、林中小道是《說吧，記憶》中反復出現的意象，只是在圣彼得堡階段，那都是私家園林、鄉村莊園的曲徑和小道；后來便是歐洲各國的公園、城市小花園中的曲徑和小道。正如納博科夫在第十五章中所言，“那些花園和公園同我們一起踏遍了中歐”。第十五章結束于1940年5月20日，納博科夫和妻子，還有走在他們中間的6歲的兒子，穿過法國西部圣納澤爾的最后一個小花園，走向碼頭……這一畫面，無疑會在讀者心中喚起第一章里幼年的納博科夫牽著父母的手走在維拉莊園的林中小道的景象。但此時，維拉莊園、圣彼得堡、俄羅斯祖國、完美的童年、朦朧的初戀、親愛的父親母親都已經不復存在。像潛流一樣貫穿全書的失去，流亡主題再一次不動聲色地叩擊著讀者的心扉。同時，全書首尾連接的結構，也巧妙地再現了時間的循環與生命的循環。
一切的喪失，都會帶來另一種收獲。在最后的一條花園小徑的盡頭，穿過破敗的房屋和晾衣繩上飄舞的彩色內衣，是?？恐?ldquo;尚普蘭號”郵輪的碼頭，輪船將把他們一家載到大西洋彼岸的美國，自由女神俯瞰的紐約。在那個精英薈萃的國度(二次大戰爆發后，許多杰出的科學家、藝術家，包括愛因斯坦、赫胥黎、斯特拉文斯基、巴托克、夏克爾等等都逃離歐洲，來到美國)，自由民主的國家，納博科夫將開始他新的人生。失去家園，身無分文，在俄國流亡者圈外尚不知名的納博科夫，以客座講師的身份開始，先后在斯坦福大學、衛斯理學院、哈佛大學、康奈爾大學授課，講授包括俄語、斯拉夫文學、英國文學、歐洲文學等一系列課程，并在哈佛博物館的比較動物學館兼作研究員達六年之久。所以納博科夫1940年代的職業生涯常常是集教師、昆蟲學家、作家于一身。據說在動物學界，納博科夫被認為是喜歡舞文弄墨的昆蟲學家；在文學界，則是愛好收集蝴蝶的小說家。
由于在衛斯理學院的教職始終是按學年簽的短期合同，納博科夫于1948年接受了康奈爾的教授職位，離開波士頓前往紐約州伊薩卡，因而不得不辭去了深深喜愛的哈佛比較動物學博物館的工作。1950年代末，《洛麗塔》的成功不僅讓納博科夫聲名大噪，更給他帶來了經濟上的獨立；在康奈爾執教11年后，納博科夫于1959年辭去教職，專事寫作。
1959年9月29日，納博科夫和妻子從紐約乘自由號郵輪前往闊別十九年的歐洲。十九年前幾乎身無分文，幾乎默默無聞的納博科夫，現在凱旋而歸，甚至郵輪上的圖書館為表示對納博科夫的敬意專門收藏并展示了許多裝幀精美的納博科夫小說和詩集。輪船上的雞尾酒會上，納博科夫總是身陷熱心的讀者或崇拜者的包圍之中。1960年代，納博科夫和妻子長期居住在日內瓦湖畔的蒙特勒，除了因為那里氣候宜人，風景秀麗，還為了離在米蘭唱歌劇的兒子近一些，以便能經常出席兒子的重要演出。納博科夫于1977年在瑞士的蒙特勒去世。
納博科夫在書中把自己的人生分為三個階段，在祖國俄羅斯度過的頭20年（1899-1919），流亡英德法的21年（1919-1940）及后來移居美國的20年（本書的最終稿完成于1960年代）?！墩f吧，記憶》止于他和妻子、兒子即將登上“尚普蘭號”郵輪之時。雖然納博科夫在1960、1970年代的采訪中多次表示，想繼續寫他人生的第三階段，甚至書名都已經想好，就叫《說下去吧，記憶》，或者《說吧，美國》，但最終未能如愿。這對于喜歡納博科夫的讀者來說，不能不說是一個莫大的遺憾。
《說吧，記憶》最讓我浮想聯翩的是納博科夫人生的第一階段，因為他豐富多彩的俄羅斯童年和青少年與我的同一階段形成了強烈的對比，似乎是截然相反的兩極。納博科夫自小就受到三種語言的熏陶，英語、法語和俄語；甚至在尚不會讀寫俄語之前就已經可以讀寫英文了。十幾歲時就已經熟讀了各種文學名著，包括俄羅斯文學、英國文學、法國文學等等。正如他自己所說，他的童年提供了他日后成熟的創作所需的一切。
我出生于可與蘇維埃俄國媲美的另一個國家，我出生的年代正是山雨欲來的反右運動前夕；反右不僅打倒、流放了一大批中國的有識之士，而且從此封了知識分子的嘴（御用文人除外）。所以我的童年不僅沒有英語、法語，就連母語都只能一個腔調，一種觀點。記得1972年尼克松訪華之后，英語開始受到重視，但我們的英語課本卻逃不出當時流行的革命口號。后來我自己課外學習英語，拜了一位當年上海圣約翰畢業的老教師，用的卻是偉大領袖的“老三篇”英譯本。納博科夫十幾歲時熟讀的各種文學名著我十幾歲時尚聞所未聞，但“老三篇”卻讀得滾瓜爛熟，偉大領袖的小紅書可以倒背如流。納博科夫的童年教育成為他日后創作用之不竭的泉源；我熟讀的“老三篇”早已記不得只言片語，倒背如流的毛主席語錄也只能記住寥寥數語，比如大會小會往往要集體誦讀的開篇第一段：“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再比如朗朗上口，工整對仗的“凡是敵人反對的我們就要擁護，凡是敵人擁護的我們就要反對”。這是我受到些許人文教育、開始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常常思索的一句語錄：為什么可以不顧“敵人”反對或擁護的是什么，可以不問他反對或擁護的理由，就一味地、堅定不移地反著來？只因為我們自己先把對方定義為“敵人”？難道人類沒有共性，難道社會沒有普世價值？這種教導的邏輯何在？但在這樣一個國家，人們是不允許有自己的思想的。
我20歲時締造共和國的偉大領袖壽終正寢，一場空前的文化浩劫，“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正式結束。隨之而來的是思想的解放，文學的春天，是激動人心的恢復高考……
納博科夫20歲時隨家庭離開了被他稱為“警察國家”的蘇維埃俄國，流亡歐洲。但那時，俄羅斯的語言、文學、藝術都已深深地植根于他的內心，成為他在文學的天空中翱翔的翅膀。我頭20年的文學匱乏、精神饑餓，造成了我余生的遺憾和知識的跛足。
當然，我無可抱怨，而且還心存感激。正如納博科夫所言，雖然命運的突變讓他失去了塔瑪拉（他16歲時墜入愛河的戀人）、俄羅斯、圣彼得堡、北方的白樺林……但比起更為麻木的命運——平穩、安全、按部就班，50歲時還居住在童年的老房子，清掃閣樓時總會遇到已經發黃的舊課本——回想起來，他無論如何也不想錯過命運的突變給他帶來的令人頭暈目眩的快感。于我來說，改革開放的列車把我從接受再教育的“廣闊天地”送進大學校園，我深心感激；改革開放的浪潮把我推向大洋彼岸，一個自由與民主的國度，我更加感激；從曾經立志要“解放全人類”，“拯救世界上三分之二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人民”的共產主義接班人，變成今天游歷四方的地球村人，我無限感激。我固然無法改變我知識的跛足，但我畢竟學會了自己走路，學會了自我辨認方向。不怕跛足，就怕駐足；只要我堅守“讀萬卷書，行萬里路”的信念，我仍然可以走得很遠。
如果說納博科夫身為政治家、法學家、思想家的父親以他豐富的藏書以及為納博科夫精心設計的全面的人文教育給了他超群的智慧與知識，母親則培養了他極其敏銳的感官，對生活細致的觀察和對生命極致的體驗。母親遵循的一個簡單的生活準則是“全心全意地去愛，別的就交給命運”。這是一條多么純樸、善良、超然，而又普世的準則。我愿把它借來己用。結識納博科夫，我永遠感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