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瑋麗/文

我的“老友記”，是記名副其實的兩位“老友”，倆人的年齡相加，足以抵得上美劇《老友記》六人年齡的總和。希望我的兩位倫敦老友，能對日趨老齡化的中國社會中的老年人有所啟發。

2008年秋末冬初，我專程去倫敦拜訪兩位老人，兼去大英圖書館查閱資料。他們是當年91歲的布蘭辰黎博士，我國著名翻譯家楊憲益(1915-2009)　1930年代在牛津的同學；和時年92歲的希爾達·布朗女士，希爾達是楊憲益的英籍夫人、著名翻譯家戴乃迭(1919-1999)　的姐姐。

“退”而不“休”的布蘭辰黎博士

倫敦行前兩周我從北京的家中同布博士通了電話，約定了訪問時間。

抵達倫敦后的次日，我如約前往位于倫敦西南的艾尼思茂花園，布蘭辰黎博士的寓所。乘電梯上了三樓。老人已在電梯門口等候，身著筆挺灰綠色西裝，淺粉、深藍色細條紋領帶。我不禁感嘆老一代英國人的禮貌端莊。

布蘭辰黎博士同楊憲益先生當年同上一位指導老師的課，學習古希臘語和拉丁文。原以為冠有博士頭銜的布蘭辰黎是一位退休的老教授，落座之后便發現書柜里擺放的一張10寸照片中身穿黑色博士袍、手握文憑的布蘭辰黎已遠不年輕。我們的談話便從他的學業開始。他1936年入牛津墨頓學院；1939年，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尚未完成學業的布蘭辰黎投筆從戎，入伍參戰；1945年大戰結束后重返牛津，完成了最后一年的學業，獲得榮譽學士學位。

談起在牛津與楊憲益同學的日子，布博士津津樂道地回憶了當年響應楊憲益號召，加入中國學會，抵制日貨，協助組織大小派對吸引發展新會員等一系列活動。“我特別喜愛橘子，”老人回憶道，“但當時的橘子都來自日本，為了我同楊的友誼，我忍痛割愛。吃不上橘子，還真讓我難受了一陣。”更有趣的是，他和幾個朋友跟隨楊憲益去“買領帶”，面對店主呈上的五顏六色的領帶，他們會鄭重宣布，“我們不要絲綢領帶，因為都是日貨，我們要毛料領帶”；并敦促店主抵制日貨。

“楊是個頗有魅力，深受大家歡迎的人，也極具組織能力，”布蘭辰黎博士說。在楊憲益的領導下，中國學會迅速壯大，很快就超過了資金雄厚的日本學會。

我們愉快地聊了一個多小時，最后，我還是把話題引到那張手握文憑，身著博士服的照片。“我是80歲才去讀的博士，”布蘭辰黎說?？次乙荒橌@訝，老人解釋道，“我從牛津畢業后一直從事外交工作，我會阿拉伯語、法語，被多次派往中東國家和歐洲其他國家”。老人手指另一張身著寶石藍制服、肩佩金色流蘇肩章、手捧白色信封的照片，不無驕傲地說，“那是我出任駐挪威大使的照片，手中的文件是女王的委任書，當時我正準備把它遞交給挪威國王”。我這才注意到，擺滿照片的柜子上，還有伊麗莎白女王和菲利浦親王各自簽名的黑白肖像，落款日期為1960年某月。“那您的博士學位……”我仍按捺不住對八十老翁讀博士的好奇。“我是學classics?。ㄖ腹畔ＥD，古羅馬語言、文學、歷史）的，所以一直對歷史感興趣”。他是在老伴去世后，又重返牛津，歷經三年，讀了一個現代史博士。91歲的布蘭辰黎竟是七八年前才獲得的博士學位，讀了一個自己一直鐘愛的專業！這種孜孜不倦、學無止境的求學精神著實令我欽佩。

道別前，老人又通過客廳里陳列的照片，向我介紹了他的三個女兒和她們各自的家庭。最后一張照片是女兒、孫兒們為老人慶賀九十大壽的全體合影。一組組照片的后面是一卷卷歐洲古典文學及歷史類書籍。離開后，這位獨居的耄耋老人和他不大的客廳所展現的溫馨家庭、豐富的外交生涯和濃郁的文化底蘊令我回味良久。

今日中國GDP迅速攀升，幸福指數卻日趨下降；近日聽到一華裔學者在北京某一論壇講話，認為中國人不幸福的一大原因是死亡焦慮；而中國社會與西方社會的一大差異是缺乏信仰，從而導致死亡焦慮。聽眾中有人頻頻點頭，而我卻不敢茍同。據查，在生活水準、社會福利、教育程度及幸福指數常常高居榜首的北歐國家，“有機無神論”（即自由意志的無神論，區別于政權強加或國家推行的無神論）也居高水平。約我禮拜日上午來訪的布博士，在交談中及后來的電子郵件往來中，沒有給人絲毫的“死亡焦慮”印象；家中的陳設及老人的談吐也未顯露出宗教信仰，倒是讓我實實在在地觸摸到一種濃厚的文化蘊藏。沒有同老人討論過信仰問題；但我想老人是否相信上帝或信仰何種宗教并不重要。英國作家朱力安·邦斯（Julian　Barnes）在耳順之年寫了一本直面死亡、反思人生的回憶錄，《什么都不怕了》（NothingtoBeFrightenedOf，曾被《紐約時報》評為2008年度十部最佳圖書之一）。從小就讀于教會學校的邦斯一開頭就聲明：“我不相信上帝，但我很想念他。”邦斯神交古人、博覽群書，回憶錄幽默詼諧、旁征博引，對死亡與人生的哲學思考超越任何宗教信仰。他以自己身邊的文人朋友為例，論證有神論者、無神論者、不可知論者對死亡的認知可以有超越宗教的同或不同；指出人與人之間的重要差異也許不在相信上帝或不信上帝，而在恐懼死亡還是不怕死亡。顯然，導致邦斯達到“什么都不怕了”的境界，并非“信仰”，而是文化、知識、經歷與獨立之思想。

本文無意討論信仰與死亡問題，本人卻禁不住一次又一次地想起認識的、或“神交”的知識老人。百歲老人楊絳在被問及如何能歷經磨難，痛失愛女和丈夫，卻始終無怨無悔，積極向上時說，我的“向上之氣”（這種“向上之氣”是否正是當下流行的“積極心理學”所研究推崇的積極心態？）在于我對“文化的信仰，人性的信賴”。這一信仰，顯然是普世的，是超國界、超文化、超宗教的。我此次倫敦行要拜訪的另一位老人希爾達，也以她同樣既充實又獨立的晚年彰顯了這一文化信仰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