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評論員 啟越 “休假式治療”是一個新詞匯，適用于身體有恙的官員。身體恢復后，這些官員仍有可能繼續回到工作崗位。但是對于那些仕途上出了問題的官員，也采取“休假式治療”，然后偷偷上崗的做法，顯然會讓公眾很生氣。

被問責官員100%復出不是什么新鮮事，近的有曾因上海“11·15”大火而被問責免職的官員在異地復出，遠的如宜黃拆遷事件、三鹿奶粉事件、黑磚窯事件、甕安事件等一系列重大社會公共事件中被問責的官員，都在不久的時間內，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哥又回來了。

對于被問責官員的回歸，我們不存有任何理由的羨慕嫉妒恨，對于那些在不同公眾事件中承擔責任并被免職的官員，公眾并不是給他們仕途判了“死刑”，采用三亞對付大排檔的“一次性死亡”做法顯然不可取。我們的觀點是，改了還是好同志。而現在公眾對于被問責官員復出的最大疑問就在于此：真的改好了嗎？

是不是改好了，也不用大伙操心，其實也是有標準的，只是散見于若干規范性文件中而已，比如2004年《黨政領導干部辭職暫行規定》，2008年《公務員職務任免與職務升降規定 (試行)》，2009年中辦和國辦聯合發布的《關于實行黨政領導干部問責的暫行規定》，2010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 (試行)》等。

這些文件其實最核心的無非有兩點：一是復出的時間；二是復出要具備的政績。如2010年《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責任追究辦法(試行)》就規定：“如引咎辭職和受到責令辭職、免職處理的，一年內不得重新擔任與其原任職務相當的領導職務，兩年內不得提拔”，但是這個《辦法》沒說被免職的官員在多長時間內不得出任其他職務。另外，對于復出的政績要求，相關辦法的表述是“實績突出”、“符合提拔任用條件的”等這種模糊的表述，基本等于啥都沒說。所以大多數復出官員最后的解釋是：符合相關規定。

這就是當下被問責官員復出的尷尬現狀：不合情，但是合法。其原因無非有二：一是我們的相關規定不完善，這就需要政策的制定者出臺更規范的、更易于操作的法規；另外一個原因比法規規范更為重要，就是我們的官員對問責的認識是什么？現在看，很多的問責僅僅是走過場。

一個社會公共事件出來后，群情激憤，勢必需要有人對此負責，所以就有了官員問責。問責制度顯然是政治民主化、行政民主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但是如果問責僅僅是為了暫時平息輿論，等關注度一過，這些被問責的官員就相繼復出。這種為讓公眾收聲、息事寧人的問責無疑是官員問責制度的異化。

如果問責從一開始就不清不楚，息事寧人，缺少公正和透明性，也意味著隨后的被問責官員的考察、復出等都不會完全透明。對于上級官員和被問責官員來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偷偷地復出比公開任命更符合官員自身的利益。等一切成既定事實后，再有質疑，也無關大礙了。加上我們當下對于行政權力的運作又缺乏制約機制，任爾再質疑，我復出誰能擋？

所以，我們認為，官員復出不是問題，悄悄地復出才是問題。當年吆喝著離開，經過“休假式治療”后，又呼的一下跳出來，對任何相信問責制度的公眾來說，都是一種嘲笑。這種嘲笑不僅僅傷害了公眾的情感，也會傷害公眾對政府的信任，最后問責會淪為官員自己玩的游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