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英年/文

蘇聯時代，作協大樓第八會議室是一個特別的地方。“作協”說起來應該是作家的“家”，但是，這個第八會議室似乎是專門開除作家的地方。1958年帕斯捷爾納克就是在這間房間被作協開除的，被開除的理由是因為他寫了小說《日瓦戈醫生》，因為這部作品被授予諾貝爾文學獎。一個作家因為寫了小說，寫了被世人稱道的小說，卻被自己的“作協”開除了，這樣的蘇聯文學史，真有點詭異。

1989年我在蘇聯教漢語，每到莫斯科必到作協買煙、吃飯，因為那里吃飯便宜，賣外國煙。但是，當時我并不知道作協大樓里面有這樣一個特別的“第八會議室”，不然一定會去看看。

去年開始，我和振亞兄一同翻譯利季婭·丘可夫斯卡婭的作品，今年9月，這本書出版了，書名叫《捍衛記憶》。翻譯的時候，我更想看看這個第八會議室的布景和道具，在這個舞臺上，上演了多少悲劇和喜劇呀。

1974年1月9日，利季婭·丘可夫斯卡婭被召到第八會議室。召她來開會的通知是俄羅斯聯邦莫斯科作家分會發出的。通知的抬頭只寫著“利季婭·科爾涅耶夫娜”，通常尺牘所用的“尊敬的”省去了，起碼的禮貌也沒有，很像民警局或法院的傳票，或者傳票也不如。法院傳票至少要打印“利·科·丘可夫斯卡婭公民”……不過，利季婭覺得這樣也好，因為看了這樣的通知立即就知道在書記處會議室將要遭遇什么。

果然，這一天的會議，第一個議題就是討論利·丘可夫斯卡婭的問題——1973年12月14日，作協的兒童文學部一致要求書記處將她開除作家協會。

這應該是悲劇，但是，場面卻有點喜劇性。利季婭的座位本來被安排在主席的旁邊，她坐下來，擺好文具和紙張，準備記錄對自己的“審判”，但是，她的眼睛不好，房間很大，“審判桌”離窗子太遠，她無法記錄。于是，這位主角，只好把自己的“家什”搬到窗臺上，站在窗戶旁邊。想象一下，她應該是背對著那些批判她的同志們了，至少是半身背對著這群“不見血的放血”者。

這是利季婭寫在回憶錄《被作協開除記》中的一段情景。譯到此處，我不禁想笑，莫不是利季婭在故意戲弄那些一本正經“討論”自己問題的同行吧。

利季婭的這個“搬家”動作，體現了她的率真，不過也有點滑稽，有人發言，如果憑聲音聽不出是誰在說話，她就會走到主席旁邊問：“誰在發言？”然后再回到窗前記錄。

利季婭為什么一定要記下對自己的“審判”呢。利季婭確信自己沒有罪過。給肖洛霍夫寫公開信、為作家索爾仁尼琴辯護、把自己的文稿交給外國人發表等等行為，何以構成被作協開除的理由呢？利季婭確信無論自己如何為這些行為辯護，同行們依然要堅持他們事先準備好的決議：開除她的作協會員資格。如此荒唐的“被開除過程”居然在現實中發生，如果不記錄下來，后人怎么能夠知道在光明的世界竟然有如此的荒唐。而且，要知道，這不是30年代，不是日丹諾夫的時代，而是解凍后的70年代。

利季婭的作品，幾乎每一篇都是這種歷史實事的當下記錄，即使是她的小說也是寫于當時，寫于當下?！端鞣茓I·彼得羅夫娜》是一篇小說，排在《捍衛記憶》的第一篇。利季婭說這是她最珍愛的中篇小說。“這是寫三七年的小說，寫于三九至四零年，是在監獄門前排了兩年隊后隨即寫出的。小說的藝術價值不應該由我評價，但它真實的見證價值無可置疑。我至今（1974年）不知還有哪本寫三七年（大清洗年代）的作品寫于這里和那時。”（《捍衛記憶》，65頁）

利季婭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位物理學家，1937年被捕，1938年被處決。從被捕到處決，利季婭同無數個家屬一樣，在監獄門前排隊，等候召見，詢問親人的消息。排隊的結果是什么？是親人招供了，親人被審判了，親人被流放了……到了1938年底，利季婭才知道丈夫早已經在春天就被處決了。小說中女主人公索菲婭的遭遇實際上是利季婭自身遭遇的實錄，不過是把現實中的丈夫換成了小說中的兒子。

真實，而且是全部的真實，這是這位女作家的創作原則，是她堅守作家道德立場的信條，因為她知道：真實事件如果不敢說，就會“先存在一半，后四分之一，再后十分之一。如果及時封住報刊的嘴（多虧我們報刊只有一張嘴），最后等到受難者和見證人通通死光，新的一代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不能理解發生的事，不能從祖輩和父輩的經歷中吸取任何教訓了。”（《捍衛記憶》,72頁）利季婭說這是一種很精明的“算術”。解凍之后，很長一段時間，蘇聯的輿論與出版就是按這個算術式來“算計”的。一些反思的作品、回歸的作品可以發表，但是，不能把“全部”的反思，“全部”的迫害都“回歸”出來，總要刪除一些。所以，她寫于“這里”和“那時”的“三七年”實錄，本來已經發排，甚至稿費已經支付了一部分，最后還是被禁了。

1968年2月利季婭公開決定不按這樣的“算術式”與出版權控制者談判，而是要“一個螺絲一個螺絲地追查這架把充滿創造力的活生生的人變成冷冰冰的尸體的機器”。于是，六年之后，利·丘科夫斯卡婭被召到作協大樓第八會議室。

這個會議室本來是一個普通的會議室，并非法庭，這里的會議桌也應該是普通的會議桌，但是，在那個時代，它們的功能卻變得殘酷。蘇聯當代作家馬卡寧寫過一部小說，書名被中文譯者譯成“審判桌”，而原文卻是“鋪著綠色毛呢毯子的擺著長頸玻璃瓶的桌子”。這樣的桌子遍布蘇聯各處，今天坐在“桌子”邊審判別人的人，明天就有可能成為被審判的人。這樣的桌子，何止作協大樓第八會議室那一張呢。

藍英年

俄語文學翻譯家，譯著有《回憶果戈理》、《日瓦戈醫生》（合譯）、《濱河街公寓》（合譯）、《亞瑪街》、《庫普林中短篇小說選》等；隨筆集有《青山遮不住》、《冷月葬詩魂》、《尋墓者說》、《被現實撞碎的生命之舟》、《苦味酒》、《回眸莫斯科》、《從蘇聯到俄羅斯》和《藍英年隨筆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