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也許正是看到了“占領華爾街”運動蘊藏的潛在政治力量，茶黨自身不僅極力與之劃清界限，還對后者發起了強大反擊，以遏制左派力量贏得政治資本。

“茶黨”運動骨干組織“茶黨快車”的高級顧問羅素稱，左派勢力妄圖利用這股力量與“茶黨”相抗衡，但把兩者相提并論本身就是可笑的。另一名“茶黨”運動組織者辛德豪爾更是將“占領華爾街”人士斥為“一群無組織、無紀律的游手好閑之徒”。“茶黨’的集會始終“安全干凈”，和“目無法紀的搗亂者”制造的社會騷亂不同。

“茶黨”的支持者說,他們的兩位創立者珍妮·貝絲·馬丁和馬克·梅克勒認為，“公司并非天生邪惡，也不應該砍銀行家的頭。他們認為，這個國家不應當由階級劃分，而應該團結起來，回歸那些支撐美國成功的原則。事實上，他們希望更多堅持使美國偉大的原則，用憲法加強對政府的限制，使人們擁有更多自由去獲得這個國家提供的好東西”。“相比之下，‘占領華爾街’和占領其他城市的人希望減少使美國偉大的東西，而增多破壞美國的東西：他們希望一個更大、更強有力的政府來照顧他們，這樣他們就不必像其他自己付賬的人一樣工作。”如果說“占領” 運動的許多示威者對奧巴馬政府也十分不滿的話，那是因為他們認為政府在監管金融業、創造就業和恢復經濟增長方面做得太少。

從某種意義上看，“茶黨”人士的分析是正確：“占領”運動差不多正好是“茶黨”運動的反面，后者要求政府縮小規模，減少對人們生活的介入，而前者卻希望政府多做一些事情；后者想要約束政府，前者卻想讓政府承擔更大責任。

因為這個緣故，在美國根深蒂固的自由憲政政治哲學土壤中，保守派抨擊“占領華爾街”運動“不理性”、“缺少建設性”也不是全然沒有理由。事實上，雖然華爾街和金融業對2008年的危機負有著不可推卸的責任，但正如許多頭腦冷靜的學者所分析，把當前一切的問題都歸罪于它們并不能解決任何問題。

10月11日，數百名“占領”運動抗議者在曼哈頓上東區的富人聚居區游行。游行隊伍經過包括對沖基金經理鮑爾森（John Paulson）、媒體大亨默多克、摩根大通CEO戴蒙（Jamie Dimon）等人的公寓外，高呼口號，要求政府對富人增稅。

鮑爾森公司發表聲明自我辯護稱：“1%的紐約人支付了超過40%的所得稅，為本市與本州的每一個人帶來了巨大的益處。”紐約市長布隆伯格也在當天的一個新聞發布會上回應：“戴蒙是最偉大的銀行家之一，他給紐約市帶來的生意可能比任何其他銀行家都要多……戴蒙是可敬的，他努力工作并且支付自己的稅單。”布隆伯格還說，“金融行業大多數人一年平均收入7.2萬美元，他們也是努力工作的人，僅僅攻擊他們沒有意義。”

一批保守派人士還創建了一個名為“我們是53%”的網站，與“占領”行動的“我們是99%”分庭抗禮。它宣稱全美只有53%的人交稅，而參與“占領”行動的抗議者中有很多人屬于不用交稅的46%，據此強烈批判“占領”行動只是無用的抱怨。該網站的第一條留言如此寫道：“你們這些人閉嘴吧！我就是全國53%的納稅人，也就是因為有了我們，你們現在才能去華爾街抱怨。”

六．

如同歷史上的一切群眾運動一樣，“占領華爾街”運動終將落幕。而隨著寒冷冬天的來臨，這場一再被觀察者批評為“目標模糊”、“缺乏具體訴求”、“無重點”的“嘉華年”式的政治抗議的確存在無疾而終的可能性。

然而，歷史注定將會記住它。

正如一些評論家敏銳地洞察到的，抗議活動值得稱贊的優勢與其說在于其目的，不如說在于其形式——它堅持一種非暴力的運轉低效的大眾參與民主，祖科蒂公園“人民大會”中的每一個人，不但在每一項決策中被詢問意見，還可以否決那些他或她不喜歡的決定。集會者不搞投票制，理由是不能因為持某一立場的人多就將它強加于少數人身上；而且，抗議本身就是為了反對現行投票制度所孳生的丑陋的錢權交易和游說博弈。

它也盡量遠離特定的意識形態，因為任何意識形態都帶有偏見。正因如此，他們拒絕將自己與任何既有政治組織聯系起來。他們不想成為政客撈選票的票倉，也不想成為工會利益小團體的揚聲器。“如果政客們做出回應，那是他們的選擇，但我們將保持獨立，而并不寄希望于他們解決問題。”運動新聞小組成員布雷（Mark Bray）對財新《新世紀》記者說。他還強調，“我們和工會彼此獨立，但是共同合作。”

英國《金融時報》專欄作家約翰•加普因此寫道：“‘占領華爾街’運動的露營有一種人類墮落前的純樸味道……”

的確，運動沒有統一的組織來領導，更沒有它自己的馬丁·路德·金，然而這些并沒有阻礙這項運動的迅速發展。更重要的是，誰能說這種“水平式”的組織形式不是更加適應現今網絡時代的社會運動模式呢？著有《帝國》和《大眾》等左翼暢銷學術著作的美國學者哈特（Michael Hardt）和意大利學者奈格里（Antonio Negri）在《外交》季刊（Foreign Affairs）上撰文盛贊“占領”運動：“雖然他們目前還不能清楚地提出有別于現狀的另一種社會模式，但已經非常有力地表達出一種對真民主的向往?？的螤柎髮W政府管理學教授西德尼·塔羅則將并且沒有特定的選民構成、更沒有明確的政治訴求的“占領”運動定義為“一種全新的抗議”。

更有可能的是，運動所呈現出來模糊與曖昧性正是這群抗議者所想要的。

幾乎沒有跡象顯示，示威者統一要求改革，或以傳統的方式施加政治影響。對此，長期以來一直是政治活躍分子的希爾伯特(Sonia Silbert)解釋說，我們不會提要求，也不會成為一個政黨，只要我們開始提要求，我們就開始分裂，我們就不再是99%的普通人。的確，運動想要挑戰的是代議制民主的僵化，是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內在不公，這當然不是露營兩個月、一兩次政府換屆就能解決的問題。

對更多人而言，他們并不特別關注運動能產生怎樣的即時效果，因為，占領本身就是目的?；蛘吒鼫蚀_地說，他們希望通過“占領”運動的過程來表達自己的觀點甚至情緒，進而激發一場全社會的廣泛辯論，而只要議題一旦形成，就會有各種政治力量不斷地去詮釋其政策含義，而后通過觀念的點滴改變來使這個國家的未來最終有所改變?！都~約時報》10月9日的評論一針見血：起草法規不是抗議者的工作，那是國家領導人的工作。如果國家領導人做好了這項工作，或許就不需要這些游行和集會了。

至少到目前為止，他們差不多已經接近完成自己的使命。事實證明，在這個網絡民意的世紀，沒有權威才是最大的權威，誰也不敢漠視“抗議”運動所發出的呼聲。至于抗議是否能夠演變為一組更有條理的訴求、甚至變成一支更為持久的政治力量，那有待于各種研究機構、工會等政治團體及民主共和兩黨來接棒。在我個人看來，如果從“抗議”運動的核心議題邏輯地推導下去，改革美國現行的競選贊助法規似乎應該是最為首要和迫切的任務。

當然，從另一個角度看說，“占領”運動所已經呈現出來的可能僅僅是冰山一角。這些憤怒的聲音將會在今后相當長一段時間內一直回蕩在西方社會內部，成為人們生活中的一部分。

對于當今這個世界上稍微上一些年紀的人來說，上一個世紀的警鐘猶在耳邊。

                                                                           寫于2011年10月11-1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