過三座門兒進景山西街，大三元酒家坐落在路東一個古色古香的院落內，門口國槐樹下立著一個菜單的招牌，倒是前所未見。我一眼看去，菜單上多為5元至10元一道菜，覺貴得離譜。想當年我們在清河小館喝酒，滑溜里脊、銀絲肉也不過5毛錢。沒想幾年后竟見到十倍價格的菜。我對先生說此處忒宰人，不知京城窮書生盡是打秋風的。先生說偶一為之，嘗嘗粵菜也未嘗不可，便非要進院。我想這次肯定又是先生付賬，這么貴的菜讓先生破費太多，便執意不肯。先生拗不過我，只好作罷，但心有不甘，嘮叨說：“一頓飯也吃不窮人。”我挽著先生胳膊，半拉半拽地帶先生出了景山西街，沿著筒子河向沙灘走。河邊寬寬的人行道旁滿栽丁香、迎春、榆葉梅，淺紫、亮黃、深紅雜錯。薄雨漸止，嫩芳新濡，淡香四彌，初瞑暗染。我與先生緩行在早春的溫馨里，雖迥異于一九七六年初踏雪深冬的凜冽，但先生教我愛智求真，立身以仁的宗旨卻一如既往，無絲毫改變。

一路行來，我向先生講起近來讀批判哲學的心得。講到馬爾庫塞在分析后現代社會對人的控制時，借用了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學，特別是用弗氏的本我、自我、超我分層結構來討論社會文化問題。先生便問我是否注意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義，說白氏的理論中也談過自然的、人文的、宗教的三級結構。他的核心概念“內在掌控”（inter check）其實也是心理學的用法。白璧德也把人格分為“高尚自我”（higher self）和“卑下自我”（lower self）。在談到宗教問題時，白璧德有個“原我”（ordinary self）的概念，認為原我被高尚自我所控，就產生宗教感。而弗洛伊德把宗教感歸因于超我投射（projection）。雖然兩個人用的術語不同，但意思卻有相近處。先生仔細想想說，他不記得白璧德曾談起過弗洛伊德，雖然他們差不多是同時代人。白氏也曾抨擊鍍金時代的物質主義，這和法蘭克福學派對單維社會的批判有相似處，似乎是同一問題的不同階段。

先生說白璧德在中國影響很大，吳宓先生和《學衡》同仁對白是頂禮膜拜的。要思考二十世紀前半段的社會文化思想，白璧德值得一讀。先生特別講到白氏對大學教育的看法，說白氏最反對教育有“進步”一說。他以為教育就是要“保守古典”，大學教育必須是人文的，連科學訓練也不能脫離人文觀照。真有趣，馬爾庫塞本人也有類似看法。先生說這不奇怪，自希臘以來的思想傳統大抵不脫窠臼，后來的科學至上主義是走偏了。對現代文明的反省總還是要回到古典中去找資源。

先生又講到吳宓的往事。他與吳先生私交甚篤，稱吳先生為老師，其實他們是亦師亦友。翻閱《吳宓日記》，見多處提及先生。先生曾幾次撰文談吳宓的人生觀和道德理想，解讀吳先生詩作。先生指出吳宓的理想是“向上迎接理想，迎接至真、至善、至美”。而嘆吳先生道之不行，一生蹉跎。先生總結說：“吳先生的不幸，在他個人，最后也只能把自己的浪漫主義化為他的道德理念學（moral ideology），把他的愛化為宗教精神，以安頓自己的生活。這是不幸的命運安排，但也是既悲且壯的安排，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后來我才明白，先生談吳宓，其實也是談自己，談他們那一輩讀書人。他們浸淫于中國古典，又漫游于西方精義，從來就抱著打通兩造、消泯畛域的雄心，也就是以求無分東西的普世價值為最高理想。在先生看來，是人則要用自由意志、自由選擇來實現自己的理想。而凡有理想高懸則必會在自由與必然、道心和人心上有沖突。不過，這種沖突的解決，恰恰要在求自由、求理想中實現。這是個神圣的任務。先生說“人類若無自由，不過是一架被動的小機器”。

先生分析吳宓何以獨賞柏拉圖的《裴多篇》與《理想國》，說：“兩者都是要證明紛紜世界之外還有一理想世界，這是‘一’。如果以這個‘一’或理想為基礎，可以在繁雜的人世困亂中，寄托人的靈魂，在那里可以有和諧靜穆，可以安身立命，也是人類最后要實現的目的。當希臘雅典已經由盛而衰而亡，群情惶惶不可終日的時候，柏拉圖的理想雖然來得太遲，無補于實際，但以后西方人民每每以此為理想，造成中世紀和近代的文明。”先生何不想實現此一理想？然一代淳儒，命運多舛，夙愿不遂，人皆凋零。但先生亦深知“求仁得仁，有何怨尤”。

談話間已走到沙灘，在老北大紅樓旁邊胡同里找了個小館，隨便點些東西吃。先生在飯桌上寫下幾部英文書名，都是有關新人文主義的，其中有白璧德的《盧梭與浪漫主義》《法國批評大師》，說這些書北圖都有，很容易借到，要細讀了才知道新人文主義與批判理論究竟有何異同。大體上看，本世紀西方知識分子關注人文、藝術、道德問題的，都對工業文明有所警惕。二戰之后反思現代化更是熱門話題，但其中視角各不相同，都反思現代化，卻有相反的結論。

走出飯館，天已全黑，華燈初上，京城春夜的味道真迷人。聽先生一席指教，有春風風人自沉醉的感覺。陪先生上8路汽車，在地安門換7路無軌，像一九七六年的冬夜一樣，先生揮揮黃藤手杖就遠去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