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張威/文

沒有夢想的環境

經濟觀察報：你是上世紀50年代生人，年輕的時候一定有遠大的夢想吧。

陳力丹：沒有夢想。我們那代人的理想就是“一切聽從黨安排”。60年代我上初中，當時的宣傳就是學雷鋒，一顆紅心多種準備，去農村去邊疆，一切服從黨安排。那時候根本沒有夢想的社會基礎和社會環境。環境允許你去想嗎？

經濟觀察報：當時的小孩都想著長大后要當科學家嗎？

陳力丹：要當農民、當工人，那是最光榮的。怎么能當科學家呢？那叫成名成家，是資產階級思想。

經濟觀察報：講講改革開放前你讀書看報的經歷吧。

陳力丹：1968年7月13日，我去了黑龍江生產建設兵團第八團，成為團宣傳股專職報道員。我現在的職業工齡就是從1970年算起的。1971年任報道組長，1973年3月報道組解散，被分配到團直修理廠做統計員，實際上還在搞報道。我那時候接觸的媒體很少，就一張《兵團戰士報》，內容是各個師團的新聞?！逗邶埥請蟆?、《人民日報》也有，看得很少。我們當時屬于準軍事系統，《解放軍報》比《人民日報》還普及。然后就是團廣播站，主要就是新聞（我在管）、歌曲，天天語錄歌，沒別的，那時太貧乏了。

到修理廠干了5個月后，1973年8月，我回北京就讀北京大學中文系新聞專業，畢業后在《光明日報》，是夜班第一讀者，工作就是天天看報紙；讀研究生又是新聞系，還是天天看報紙，從未跟媒體斷過。這些報其實大都沒有什么可看的。廣播很少聽，電視要到八十年中期以后才普及。

經濟觀察報：你的工農兵大學只上了三年？

陳力丹：毛主席說，“教育要改革，學制要縮短?！比昀?，我們半數以上的時間在外邊參加勞動。那年頭，我只記得上過學校的中共黨史大課，內部還有政治學習，沒完沒了地“斗私批修”、“靈魂深處爆發革命”，批判商品交換、八級工資制的“資產階級法權”等等。新聞專業方面的課程只有新聞寫作，新聞攝影課就是每人拍半卷黑白和幾張彩色膠卷，偶然有幾次大批判式的新聞理論課和介紹外國新聞業的課。

經濟觀察報：那期間什么事情讓你印象比較深刻？

陳力丹：在北大讀書期間，我們雖然名叫“學員”，其實這三年基本沒學到什么。當時北大對信息的控制很嚴，幾乎處于封閉狀態。我對“四人幫”的反感只是一種本能。1976年4月4日借回家（當時我家在東城）的機會，我去過一趟天安門廣場，頗受觸動，但并沒有清晰的政治認識。那年1月，我們在《煙臺日報》實習后乘船經天津回北京，路上聽到周總理逝世的廣播，阿沛·阿旺晉美的女兒仁增白姆當時就大哭起來。

1976年發生唐山大地震，我們在地震棚領到了畢業證。我被分配到《光明日報》總編室當夜班編輯，當時我們的待遇按大專算，工資39塊，和大本54塊相比差得很遠。

新聞學界的反思

經濟觀察報：“文革”以后，新聞學方面的撥亂反正是如何進行的？

陳力丹：首先對新聞學進行深刻反省的不是新聞學研究者，而是兩位其他學科的二十幾歲的女青年。1978年11月13日，《人民日報》刊登的林春、李銀河文章《要大大發揚民主和加強法制》，第一次提出了新聞出版立法。

那篇文章引用了毛澤東說過的話，“人民的言論、出版、集會、結社、思想、信仰和身體這幾項自由，是最重要的自由?！蔽恼路Q，林彪、“四人幫”之所以能夠把僅僅說了幾句反對他們話的革命群眾打成反革命、把報紙辦成一幫之舌，正因為人民還不能保護自己言論自由、出版自由的權利。林春、李銀河呼吁，為了這些權利的實現，“首先要使人民的一切民主權利精確地、完備地記載在各種法律中，并且要使它們具有任何人不得違反的法律效力”。這些觀點現在仍然閃爍著思想的光芒。

經濟觀察報：新聞界在新聞立法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工作。

陳力丹：從1980年起，新聞學界開始呼吁制定新聞法。我的研究生同學張宗厚、孫旭培，還有《中國青年報》新聞研究所的張煥章等人發表了這方面的文章。1984年1月，全國人大責成教科文委員會副主任胡績偉具體負責這項工作，社科院新聞所為此設立了新聞法研究室，并出版不定期刊物《新聞法通訊》。到1988年，由中國社科院新聞研究所新聞法研究室、上海的新聞法起草小組、國家新聞出版署新聞法起草小組，分別制定出三部新聞法草案。1989年3月，鄧小平同志還說過：“特別要抓緊立法，包括集會、結社、游行、示威、新聞、出版等方面的法律和法規?！?

由于種種原因，新聞法的制定工作暫時停滯，至今仍未提上議程。但通過法治建設保障人民各項自由的權利，已經成為社會的共識。這種認識的可貴性可以由1978年林春、李銀河文章里的一句話來說明：“這些權利非有不可，法制（治）非實現不可，這就是人民從自己痛苦的經歷中，用鮮血和生命的代價換來的信念?！?

經濟觀察報：“文革”以后，新聞學界的反思是從哪里切入的？

陳力丹：當時大家首先討論的是“什么是新聞”；接著就是 “報紙的性質、任務和作用”。當時的人很“狡猾”，一邊承認報紙是階級斗爭工具，一邊強調報紙還是社會輿論的工具。當時很多文章都在往這個方向上轉。

1980年12月，在社科院召開討論中國人民大學新聞學教師甘惜分的書稿《新聞理論基礎》的研討會，會開了3天，會上有的老師仍在強調報紙、廣播電臺是階級斗爭工具的理論。

有個老師引用了1965年毛主席在天安門城樓上對兩個播音員說的話，大意是廣播很重要。這個老師還舉例說，伊拉克發生政變，首先占領廣播電臺，這證明廣播電臺也是階級斗爭的工具。我的同學孫旭培不無諷刺地說，你說得很對，搞政變不僅要占領廣播電臺，還要占領火車站、飛機場、電報大樓，那么火車站、飛機場、電報大樓的性質是什么呢？也應該是階級斗爭工具。那位老師很不高興，但是又沒話說。

“階級斗爭工具”不是媒體的根本性質，媒體最基本的職能是傳播信息，而且是新聞信息，無論是什么報紙，哪怕是黨報?，F在來看很簡單，但八十年代說出這句話卻非常難。

經濟觀察報：除了批駁“語錄新聞學”，八十年代新聞理論方面的討論還有哪些？

陳力丹：從1983年開始，我參與了關于“新聞是不是商品”的三次討論，一直持續到1999年。八十年代很多人認為新聞不是商品，有人甚至批判“新聞商品論”是資產階級觀點。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了“有計劃的商品經濟”，開始承認市場經濟。我有一篇很長的文章，對新聞商品性在新聞學界的三次討論做了綜述，到現在也沒有發表過。

還有一個“典型報道”的討論，當時爭論很激烈。1986年底，中國新聞學會開年會，我寫了篇《淡化典型報道觀念》?？赡苡^念太超前了，反對聲非常大，主要來自于各地方黨報的總編輯，他們天天都在這么做，這等于否定他們的工作。后來我才意識到，這不是一個業務問題，仍然是一個新聞理論問題，涉及到怎么認識媒體的職責——新聞是新近發生的事實報道，必須有新聞價值，典型報道是表揚先進，這哪是新聞??！

經濟觀察報：你的那本《新聞理論十講》能代表你這三十年的思想嗎？

陳力丹：基本上吧，是在允許的范圍內所表達的思想。新聞理論過去有一章，叫批判資產階級新聞自由，或者叫揭露新聞自由的虛偽性。而我在書的這講中，完全從正面講“新聞自由”是什么。國際上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十九條、聯合國人權宣言、中國憲法第三十五條，一條條講下來——到此為止，不談現實。

我們的新聞理論，不敢大膽地說“自由”這個詞，因為我們心里是虛的。1986年，我寫過文章論述“絕對的出版自由”，結果在1990-1991年清查時作為反面文章送上去，但至今沒有一個人跟我辯論。他們沒法和我辯論，因為我引證的是恩格斯的原話，而且恩格斯不止一次說過 “絕對的出版自由”這話。1980年，《紅旗》雜志刊登文章談什么是自由，里面講了一個事實：在西方印刷最多的出版物是《圣經》，其次就是列寧的著作。文章這么解釋：他們印了這么多列寧的著作，目的是為了批判。這種解釋很可笑，邏輯上都講不通。列寧在意識形態上和西方是完全對立的，但是他在西方的著作印刷量僅次于《圣經》，至少說明在西方社會，列寧的著作是允許自由出版的，至于誰在讀，為什么讀，則是另外的問題。

經濟觀察報：這本教材里提到的“輿論學”，跟你以前出的《輿論學》一書有什么關系？

陳力丹：有點關系，但關系不大。那本《輿論學》是社科基金的課題，處處得想著“輿論導向”，我現在不想把輿論導向作為專門問題。輿論導向不是學術，是政治要求；輿論是自然存在的意見形態，社會的意見是多元的，輿論也是多元的，非要把社會的意見有目的、有計劃的向一種意見趨同，是不對的。輿論一律不正常，輿論多元才是正?，F象。

中國新聞學現代化道路曲折而漫長

經濟觀察報：今年是改革開放三十年。1978年時，你在做什么？

陳力丹：1978年，我考入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然而，我對于整體的國家政治局勢，理論上缺乏認識，只是本能地覺得“文革”問題很大，應該批判“左傾”思潮，對當時中央的一些做法不大滿意，但是問題出在哪里，應該用什么觀點去分析，我是迷茫的。

那年的11月13日，《人民日報》第三版刊登了林春、李銀河的整版文章《要大大發揚民主和加強法制》，讓我對“文革”問題的分析找到了理論武器，那就是民主制度，以及對民主制度的保障，也就是法治。11月16日，新華社播發北京市委為1976年天安門 “四五運動”平反的242字消息。12月，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公報和鄧小平的講話《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我看了很多遍，感覺如沐春風。

也正是從那個時候起，我明顯對各種問題，再不會唯上、唯書，更不會唯人，建立民主的、法治的社會，追求心靈的自由，成為我堅定的信念。1978年我27歲，其實這個年齡思想上早就應該成熟了，但是“文革”十年以及“文革”后兩年的環境氛圍，讓人成天跟著說套話，說違心的話，難以形成獨立思考的習慣。

經濟觀察報：如果讓你寫一個詞條——“八十年代”，側重新聞學界，你會怎么寫？

陳力丹：八十年代是一個激蕩的、活躍的年代，人的思想在不停地碰撞，而且有允許激蕩、活躍的寬松空間。盡管這個空間時松時緊，有左有右。其實，正因為它有左有右，所以它才有活動空間。

九十年代以后，中國的新聞學界尤其在新聞理論這個圈里面，體系基本上被“結構”了，誰說起來都是一套路數。不過，1992年以后，新聞學的研究有了開放的空間，這個空間主要是在市場經濟催動下形成的。八十年代的時候，所有的學科都要在“政治”這個圈里面做，都是打著政治改革的旗號，包括新聞改革。而九十年代以后，人們發現政治之外還有一個本身的專業領域，還可以做很多事情，于是就有了很多發展。

但現在看來，新聞學目前發展最困難的還是新聞理論。如果新聞理論能夠突破，恐怕就好辦一點。

經濟觀察報：哲學家李澤厚認為，和上世紀八十年代相比，九十年代是“思想淡出、學術凸顯”的年代。你認同這種看法嗎？

陳力丹：這個激蕩背后是政治激蕩。盡管大家都在從自己專業角度說話，但實際上都是在政治激蕩背景下的話。九十年代呢，我覺得不是“思想淡出、學術凸顯”，學術也有思想，應該是“政治淡出、學術凸顯”。

經濟觀察報：你覺得九十年代還是有思想的？

陳力丹：九十年代的思想主要體現在學術上，是拐彎抹角顯現的思想，它是以學術的名義、以學術研究的形式出現，不像八十年代直接以“政治改革”的口號出現的。所以，九十年代很多思想都是隱藏在學術里面。包括介紹很多的西方觀點，對比現實就會發現，里面有思想，但沒有直言?，F在可以講“新聞自由”，拿的是《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但八十年代能這么說嗎？那時人們都不知道有這么個東西。而現在我們政府在這個權利公約上面已經簽了字，我可以理直氣壯地說了。我覺得可以換個詞這樣說，就是“政治淡出”了，大家盡可能跟政治保持一定距離了。

經濟觀察報：明年是五四運動90周年，你怎么看新文化運動給中國新聞學帶來的影響？

陳力丹：在我看來，五四新文化運動除了喊出“科學”和“民主”這兩個口號，還有強烈的自由意識。它打破了古老中國學術的大一統和一元化，開啟了一個兼容并蓄的學術多元化時代，使中國出現了現代文學、哲學、史學、語言學等一系列獨立的學科和各種學派。中國的新聞學經過30年啟蒙之后，順利地在這樣一種社會環境中宣告了自己的學術獨立?？梢哉f，只有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新聞學具有完全獨立的品格。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五四以前新聞學啟蒙者對新聞學的基本認識，梁啟超所講的“報館有益于國事”是最恰當不過。儒家傳統中的實用理性，始終是那個時期的新聞學啟蒙者的出發點和歸宿；商品經濟、自由理性、現代社會對精神交往的普遍需求等問題，在他們的論述中基本上是空白。

如果用一句話來表達五四時期新聞學的特點，邵飄萍講的“以新聞為本位”最為恰當。就像文學以文學為本位、哲學以哲學為本位一樣，對一向與“國事”交織在一起的新聞來說，擺脫政治的旋渦，成為獨立的研究對象，不能不說是新聞學的一次革命。五四新文化補充了中國傳統的學術研究中所缺乏的個體自由意識，否則，新聞學也許將永遠以啟蒙的形式被固定在 “國事”的卵翼之下。

如果用一句話表達五四以后新聞學的主題，那就是1930年當時的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講的“報紙是一種階級斗爭的工具”。十月革命并沒有給中國帶來馬克思恩格斯的新聞思想，而只帶來了并不完整的列寧以及斯大林關于黨報工作的論述。隨著中國政治出現新的兩軍對壘，具有獨立品格的新聞學逐漸消失了，新聞學的主題在一個新的認識層次上由政治統帥了。

1978年“文革”結束以后，人們終于小心翼翼地再次說出 “新聞機構的第一位任務是提供新聞”這樣一個最普通的常識，并且不得不從頭開始明確新聞的定義、新聞價值、言論出版自由、輿論監督、新聞法等常識。這只是補課，以便在新聞學研究的更高層次——也就是人類信息溝通的層次上——迅速跟上世界的步伐。

在那篇文章的最后，我寫了一段話：“盡管改革已經開始，中國依然缺乏與這種學術研究相適應的現代化傳播工業體系以及現代化的新聞體制，因而，中國新聞學的現代化道路將是曲折而漫長的，它需要偉大的五四文化精神的照耀。在這個意義上，五四時期創立的中國新聞學不應被人們遺忘，也不會再被遺忘?！?/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