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年對中國來說，是大事不斷的一年，但在之前的60年里，又有哪一年不是呢？有所不同的是，在這一年里，新中國迎來了自己第60個生日。這是一個象征意義和現實意義高度統一的年份...
隨著重慶涉黑案件審理的深入，記者張曉暉通過各種渠道，獨家獲得了一封重慶“黑老大”王天倫于2003年寫給重慶市長的建議信。
這家由國務院國資委一手打造、初定由國資委領導親自兼任董事長的央企資產管理公司，將作為“一只高規格的手”來運作和管理央企資產。
柏林墻的倒塌告訴我們，政府不能違反眾意，將民眾、家庭與朋友永遠地隔離開來；國家的轉型并不意味著舊體系中的民眾的利益遭到損害。
如果政府沒有國有資產，沒有過剩的收入，政府就得從老百姓手里要錢，在那種狀態下，老百姓才更有伸張自己權利的可能。
在重慶打黑這兩年里，作為《經濟觀察報》派駐重慶的記者，我能做的就是盡可能全面真實地記錄下這場發生在重慶的變革。
從“中投二號”的概念曝光，到官方正式公布該公司的身份定位，再到公司掌門人的最新表述，“中投二號”，這個備受關注公司的身份，在轉了一圈后，此時又回到了起點，而這依然不是終點...
是誰推倒了柏林墻？很有影響的看法是里根，或者戈爾巴喬夫的作用。無疑，他們兩人有著任何其他政治家不可比擬的貢獻，但是，這種貢獻不可以夸大。柏林墻倒塌的直接原因是民眾。
回過頭來讀一年前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在本報發表的《我為什么主張“國退民進”》一文，依然是正合時宜，陳先生在中西方經濟體系之間游走時的那種自如令人欽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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