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轉發本文張昊/文 回過頭來讀一年前著名經濟學家陳志武教授在本報發表的《我為什么主張“國退民進”》一文，依然是正合時宜，陳先生在中西方經濟體系之間游走時的那種自如令人欽佩。
他不是一個故弄玄虛的人，多年來一直執著地“糾結”于國富和民富、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這在國內浮躁的經濟學界并不多見。
其實他2008年就開始關注“國進民退”這個經濟現象，但選擇在2009年這個節點開始大規模地發表文章闡述自己的“國退民進論”，他也有自己的考慮。那時各國剛剛擺脫經濟危機的影響，開始反思經濟在一個國家形態中的作用。尤其是中國，隨著四萬億元資金的振興計劃和“十大振興產業規劃”的逐步落實，經濟結構并沒有得到合理的轉型，甚至有倒退的可能。
但陳先生在那時提出“國退民進”卻招致了很多非議，因為國家政權的干預使得金融危機得到解決，這讓很多人開始懷疑市場化的價值。
“問題恰恰來源于那次全球經濟危機。危機之后，自滿占據上風，人們變得過于自信，認為中國的經濟增長勢頭不可能不持續，風水輪流轉已經轉到中國了。結果，在金融危機之前打算進行的許多基本制度改革被放棄，包括土地制度改革、國企產權改革、財政民主改革、稅權憲政制衡機制改革，危機之后都被放棄。決策層、知識界和業界普遍認為沒必要改變之前的體制，沒必要改變那時已經勢不可擋的‘國進民退’潮流，他們覺得正是那種政府嚴格管制、國有企業主導的經濟體制才使中國經濟不僅快速增長三十年，而且給其以極高的抵抗危機沖擊的能力?！?/FONT>
正是如此，“2009年之后改革動力快速退化?！畤幻窀F’局面繼續惡化。這并不奇怪，因為在金融危機期間，一方面政府幾萬億的‘鐵公基’項目主要由大中型國企承接，另一方面2009年的數萬億‘天量信貸’也主要流向國企，民企中頂多只有大型民企得到一些，而數千萬家中小民企得不到，這使原來一直就有的中小企業‘融資難’問題雪上加霜。就這樣，國企資源雄厚，在各行業出擊，眾多民企被擠出，停業關門。但許多人并沒有認識到這是金融資源與國家政策的歧視所致，而是得出‘民企靠不住，只能靠國企’這樣的結論?！?/FONT>
他試圖用歷史來驗證自己的觀點。在《美國往事——窮政府加公債催生民主法治》中，陳先生描述了獨立戰爭期間美國金融體系和憲政體系雛形的建立，得出了“財富在政府與民間之間的配置結構決定民主法治的機會”的結論。而在《我為什么主張“國退民進”》中，他又通過英國在16世紀憲政和皇權的反復，進一步闡述了“國有制之下沒有真正的平等競爭和法治”。
他并不是空想，同時提出了自己的“藥方”?！白寚衅髽I要么民營化，要么通過民營發展的方式讓老百姓直接分享它們的收益，然后由老百姓投票來決定國有企業管理權的歸屬。最有效的方法就是成立32只國民權益基金，把國有資產都融入進去,然后把全國的國民權益基金按照13億人口的比例全部分配下去，地方的國民權益基金按照‘當地的居民多分，外來的居民少分’的原則也均分下去。這樣最能規避現在沒有辦法保證透明公正公平的制度環境?！?/FONT>
而在“十二五”規劃出臺之時，他依然把國有資產和國有股權的民營化作為重中之重?！澳壳暗漠a業結構調整，經濟增長方式轉型，還是對投資過度依賴。所有問題的解決必須以權力下放為前提，所有權，從債主收益回歸到個人家庭，老百姓。經濟決策權也應該從債主手里下放到社會，下放到消費者層面。每個公民大致有兩部分收入，一部分是勞動收入，另外是資產收入。而在國有經濟為主的經濟體系中，老百姓無法享受到第二個渠道帶來的好處，政府代替百姓享受了資產的增值?！?/FONT>
“歸根結底，只要國有經濟唱主角的局面不改變，中國經濟的增長模式就不可能改變，從國富轉變為民富也只能是一種愿望?！?/FO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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