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性越強，地方特色就越弱”

經濟觀察報：1986年以后，上海的文化生態發生了怎樣的變化？

朱大可：上海文化在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曾經有過蓬勃向上的跡象，雖然還沒有形成強大有力的思潮，還不能稱作“文化復興”，但它已經冒出了一些美妙的事物，美術、文學、戲劇和電影，都有可以進入史冊的杰作。1986年，一場被稱為“反自由化”的政治風波讓很多作家受到批判。從那之后，上海對文化的管轄慢慢收緊了。

經濟觀察報：你所理解的海派文化是什么？

朱大可：海派文化只是相對京派文化而言的。除了新文化運動，北京在整個20世紀期間基本保持了傳統的文化樣態。相對而言，海派文化則更開放、更時尚、更具現代性特點。京派文化面對歷史，而海派文化面向未來，兩者的時間向度截然不同。海派文化從不討論中國歷史和傳統國學。

對西方現代文明的想象，會產生一種狂熱的崇拜，甚至發展為浮腫的信仰，并且融入到整個日常生活中去。海派文化里面最突出的群體，就是所謂的“老克勒”。王安憶試圖描寫這個群體，陳丹燕和程乃珊更是如此，程乃珊本身就是個女老克勒。她對美國爵士樂和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好萊塢明星的迷戀，正是“老克勒”的文化特點。

經濟觀察報：你對目前海派文化的發展怎么看？

朱大可：不令人滿意，因為它的空間彈性越來越少低，文化活力越來越弱，文化的原創性越來越少。我們一直在消費上世紀20年代至40年代的文化遺產。一說起作家，無非就是魯迅、巴金、張愛玲；一說起上海，就是旗袍、鋼琴、月份牌、石庫門、梧桐樹、金枝玉葉之類的小資玩意兒。但這些文化遺產，現在基本已經揮霍光了。上海正在淪為一座文化資源匱乏型城市。

經濟觀察報：是不是因為上海的區域特色越來越少了？

朱大可：這確實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比如說上海方言的生死問題。自從中央人民廣播電臺和中央電視臺推行強勢方言、也就是北京話之后，各地的方言都受到很大的威脅。我們需要普通話作為共同交際的工具，但地域文化、區域文明、區域的多樣性，也應該得到保護，它是文化遺產的一部分，而且是最重要的部分之一，因為它總是跟區域的日常生活方式密切相關。

每個地方有自己的語言體系。就方言本身而言，它們的特色是值得關注的。像上海方言有五個聲調，廣東有更多更復雜的聲調，這是方言的價值和魅力所在。國家的文化景觀一旦整齊劃一，地方特色就會凋謝。

老上海人嚴重缺乏歸屬感，因為他們失去了記憶的支撐。童年時代的房子、街道和景觀都消失了，城市的文脈斷裂了。老居民向何處尋找歸屬呢？另一方面，“新上海人”在本城也沒有家園感。上海話太難學了。但他們不僅有語言隔閡，還有更深的心靈隔閡。

經濟觀察報：上個世紀30年代有一批“移民”進入上海，打造了那個時期特有的文化，但現在的新移民卻無法做到。

朱大可：那時的移民比較有整體性，從蘇州、寧波、蘇北等地整體搬遷過來的，有很強的集聚力，到上海后能緊密地聚居在一起，抱團生活，互相取暖?，F在的移民是零散的，居住地完全被打亂了，這是一個根本性的區別。這些年上海接納了更多新移民，打造國際都市的形象，但國際性越強，地方特色就越弱。如今只有少數上海平民還在低調地守望著舊的生活方式。

經濟觀察報：輿論對于上海人穿睡衣上街頗有微詞，你怎么看待？

朱大可：我不認為穿睡衣有什么問題，睡衣也是一種衣服，有人愛穿著它招搖過市，那是個人的趣味和選擇，跟道德倫理無關，也跟特定的城市和地域無關。

“睡衣詰難”轉移了上海人的根本問題，那就是對外地人的地域歧視。這種歧視是跟對洋人的崇拜相對應的。當然，隨著移民的大量遷入，這種情形已經有了很大改善。上海要指望成為一個真正的國際都市，就應當徹底消除對外省人的敵意。

經濟觀察報：你怎么看待韓寒和周立波？

朱大可：我喜歡韓寒。韓寒骨子里不像上海人，卻是上海的優秀市民。上海市政府應該給他頒發“優秀市民”的榮譽稱號。韓寒這樣的青年多一點，上海的公共形象就會更好。周立波的清口相聲我也喜歡。他在商業運營上很像陳逸飛，但愿他不會變得更像余秋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