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大可的成長經歷與上海密不可分。太原路是朱大可整個童年和少年的記憶，文革期間，他的父親在那里受迫害去世。

文革結束后，中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朱大可寫了一些抒情短詩，贊美這個偉大的轉折。

1979年拿到大學錄取通知書時，朱大可正在上海照相機四廠做鉗工。

大學是另一個轉折點。在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朱大可接觸了新的思想，受到了系統的知識教育，他的習作頻頻在市里獲獎。但他也常常逃課泡圖書館?！拔矣X得老師不能在課堂給我足夠的養分”。朱大可說。

上個世紀80年代中期，文化界出現了難得的寬松氛圍。

1986年，在當時的市委宣傳部的主持下，上海舉辦了城市文化戰略研討會。在規模盛大的研討會上，朱大可首次提出“石庫門文化”的概念，并對謝晉電影模式提出質疑。

隨后，朱大可應約寫了一篇《謝晉電影模式的缺陷》的短評，登載在《文匯報》上，結果引發軒然大波，許多年后，電影史家認為這篇文章為第五代導演的問世開辟了理論道路。

這一年，朱大可對電影的批評、劉曉波對中國當代文學的批評、王小山對傳統中國畫的批評，一并被稱作是“1986年中國文化界三大沖擊波”。至今，在北京電影學院的研究生考試中，還有這樣一道題目：“是誰發起了對謝晉電影模式的批評？”

此后，朱大可不再做電影評論，而是轉向文學領域。他的《燃燒的迷津》、《聒噪的時代》、《話語的閃電》、《流氓的盛宴》相繼出版，引起國內文學界強烈關注。

1994年，朱大可遠赴澳大利亞。2001年回國后，朱大可以文化學者的身份，對余秋雨、衛慧的作品，以及時下各種文化現象，提出犀利的意見，率先開辟了“文化批評”的道路。

現在的朱大可，職務是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教授。在為學生們講授《中國文化史》課程的同時，也在傳達普世哲學的觀點。

4月的一天，朱大可接受了本報記者的采訪。一襲中式黑色盤扣上裝，傳統的小立領，敦厚笑容，娓娓而語，這與他批評文化現象時的尖銳以及寫作時華麗詭異的文風，判若兩人。

談及上海這座城市，他說：“它跟我的童年記憶緊緊捆綁在一起，我無法否定自己的童年，盡管有很多憂傷和痛苦，但更多的卻是歡樂。這里有我童年的夢想、少年時代的愛情，以及所有美妙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