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國梁：走向科學發展：中國發展觀的演進與建構

一

發展觀可分為多種模式。理論界的一個基本共識是，按照核心價值取向把發展觀可分為以下三類：

（一）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認為只要經濟發展了，社會生活的其他方面就會自動發生有利的變化，因此發展的根本問題就是盡量提高國民收入和人均國民收入水平。

（二）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認為發展的主要目標是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它體現了發展觀從“經濟增長第一”向人的全面發展和文化道德方面的轉變。

（三）以人類整體利益為核心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的核心思想是既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后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

上述分類基本切合發展觀的演變規律，筆者贊同這種分類方法。但就中國而言，其發展觀的演變并沒有完全按照這個次序，而是一個以經濟發展為主線，不斷地依環境變化豐富和摒棄某些要素，形成了各歷史時期的不同內容的發展觀。在這個演進的過程中，也形成了中國發展觀建構的特殊邏輯。

二

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社會經歷了令世人矚目的發展，而指導思想（發展觀）與經濟社會發展現實之間的互動也是顯而易見的。在這30年里，人們對發展觀的認識經歷了從自發到自覺的三個階段：

（一）自發地采用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發展觀的時期（1978-1994）

1978年，黨中央果斷地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做出全黨工作的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的戰略決策。這一決策事實上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后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的肇始。事實表明，在這一發展觀的指引下，中國經濟快速增長，人民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從核心價值取向看，1978-1994年的發展觀屬于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這種發展觀是符合中國當時的實際情況的。首先，中國經歷文革后國民經濟瀕臨崩潰，城鄉人民生活水平低下，推動經濟快速發展是政府的當務之急。第二，世界經濟的發展給中國一定的壓力，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有擴大的趨勢，落后就要挨打的教訓使政府有積極推動經濟增長的動力。第三，對世界“和平與發展”大趨勢的準確判斷也使中國能夠潛心發展。第四，中國的經濟還沒有能力過多地考慮環保、資源等問題，此時中國推動經濟增長的收益遠大于環境和資源方面的成本。第五，這一時期經濟增長帶來的好處能夠被大多數國民分享，這種增長是受到普遍歡迎的。

但由于理論自覺不夠，這一時期的發展觀基本上把發展和經濟增長劃上了等號，往往把“用發展的辦法解決前進中的問題”理解成用加快經濟增長的方式解決社會矛盾。因此在后期產生了經濟發展快于社會發展、經濟結構不合理等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發展觀中已開始出現一些新的特征，為發展觀的演進提供了依據。例如，這個時期開始實踐的“三步走”發展戰略是從人民生活狀況的改善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的角度來描述發展戰略目標的，這已經部分地體現了以人的發展為核心的發展觀。當然，這些思想只有在一定的經濟社會基礎下才可能發展成為主流，在改革開放的早期階段，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矛盾決定了“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的現實合理性。

（二）自覺反思和探索新發展觀的時期（1994-2003）

過度強調經濟增長帶來了很多負面影響：社會發展落后于經濟增長，地區、城鄉差距持續拉大，生態環境遭到破壞，資源環境壓力漸漸顯現。這使得人們不得不開始對發展的指導思想進行反思。

同時，國際上發展觀的嬗變對中國發展觀的反思也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1992年中國參加了世界環境與發展大會。此后，大會所倡導的以人類整體利益為核心的發展觀開始逐漸對中國思想界產生了影響，國家也于1994年公布了全球第一部國家級的《21世紀議程》。

中國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內在需要和外部理念的引入對中國發展觀的反思起到了顯而易見的作用。在“十五”計劃中，中國明確提出“堅持把結構調整作為主線。把調整產業結構與調整所有制結構、地區結構、城鄉結構結合起來”，同時“要高度重視人口、資源、生態和環境問題”。

中國政府在意識到可持續發展具有的重要意義后，強化了政府在環保、資源保護等方面的工作力度。但不可否認，這一時期處于主導地位的發展觀還是傳統的“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經濟發展仍然是對地方行政首長的重要考核指標，大部分地方政府都在不遺余力地推動當地經濟增長，對資源、環境、社會保障等問題的關注明顯不足。

可見，發展觀的理念要在實踐中得到貫徹，必須與當前情況相匹配。在沒有基本解決當代人的生存和發展問題時，人們只能有限地關注代際公平等問題；在經濟發展程度還不夠高時，如果沒有有力的制度保證，人們很難把大量資源用于可持續發展。

（三）形成和實踐科學發展觀理論體系的時期（2003至今）

21世紀初，中國已提前完成了預設的經濟發展任務，成績令世人矚目，但地區、城鄉差距過大、生態環境惡化、資源不足等問題已經非常嚴重，這時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已經到了一個邊界，不解決上述問題，經濟就無法繼續此前的發展。

此時，十年的探索使中國政界和知識界能夠更加辯證地看待發展的問題。因此，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堅持以人為本，樹立全面、協調、可持續的發展觀”可謂應運而生，得到了熱烈擁護?？茖W發展觀的理論此后不斷豐富和充實，形成了“第一要義是發展，核心是以人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協調可持續，根本方法是統籌兼顧”的理論體系。

從現實背景看，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所表現出的強大生命力并不是偶然的，它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到更高階段時內外環境條件交互作用的產物。經過30年的發展，2008年中國GDP預計將達到4萬億美元左右，財政收入將突破5.8萬億元人民幣，政府有比較充足的財力來解決發展中的問題，增長的質量以及社會效應已經從次要矛盾逐漸成為發展中的主要矛盾。同時，中國進入了經濟轉軌和社會轉型的關鍵時期，各種社會利益關系如何統籌兼顧，各類社會重大問題如何妥善解決，已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經濟社會的走向。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協調發展的問題自然突出出來。

從理論角度看，科學發展觀是對傳統的“以經濟增長為核心的發展觀”的揚棄，是多年來對發展理念探索的結果。首先，它強調“全面”，這與中共十六大提出的建設“經濟更加發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進步、文化更加繁榮、社會更加和諧、人民生活更加殷實”的“惠及十幾億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會”一脈相承，這實際上是將經濟發展與社會發展協調起來。其次，它突出了統籌協調的思維和操作方法，強調促進整個社會的協調發展。第三，它強調經濟發展的可持續性，這與中共十六大報告中關于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目標之一是“可持續發展能力不斷增強，生態環境得到改善，資源利用效率顯著提高，促進人與自然的和諧，推動整個社會走上生產發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相適應。

可見，理論準備和現實需要共同催生了科學發展觀，科學發展觀的提出和實踐充分體現了歷史和邏輯的統一。

三

改革開放三十年的歷程表明，中國發展觀的演進受到了國內外思想發展的影響，也受到了現實條件的約束，它的演進不能滯后于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不能過于超前。發展觀的形成受意識形態、經濟社會的初始條件、國內外經濟、政治環境、科學發展等多種因素的影響，可以說是內外矛盾相互作用的產物。因此，考察、評價一種發展觀必須要重視這種發展觀形成的背景，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發展觀。

如果把發展觀作為一個理論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中國發展觀的構成要素具有比較明顯的傳承脈絡，新的發展觀總是不斷吸收舊發展觀中合理的要素而舍棄不適用的部分，實際上是一個揚棄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國外的理論和實踐發展也經常會為新發展觀添加一些新的因素甚至是革命性的因素。但無論怎樣，任何理論都要適應中國的國情和中國所處的環境并不斷接受其外界環境的反饋來更新自己。因此，科學的發展觀應該是一個開放的體系，在基本精神保持不變的情況下，隨著外界環境的變化而不斷豐富和完善。另外，發展觀畢竟只是一個觀念或一個理論，其本身不具有很強的可操作性，需要有與之思想本質相契合的制度和政策來支撐，否則，理論上合理的發展觀就可能在實際操作中走上與其精神實質相悖的道路

（轉載自《北京行政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參考文獻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