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望:城市的本質是多元的 自由的
今天我們討論的是大城市或城市問題,但不光是城市有問題,農村也有問題,農村的問題可能更大。剛才楊俊峰博士的發言,我稍微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對城市化的否定是不對的。我覺得城市化的趨勢沒錯?,F在城市化的速度非???,城市的聚集效應非常明顯,尤其是大城市、大都市。大都市對優質資源、優質要素的聚集和分配功能非常強大。以北京為例,人才、資金、信息、技術,思想、教育、政策都在這里。中國會唱歌的很多,但是唱得最好的在北京;會寫字的很多,寫得最好的也在北京。我覺得這也許是對的,是大城市的市場規模效應形成的。
但是我們看到,在高度都市化和集聚化的同時,城市中國和農村中國正在撕裂。農村的情況非常嚴重,我看到一個電視臺講留守兒童的幸福童年,我看這樣的電視臺真的是壞了良心了。精英離開了農村,剩下老幼病殘。傳統的農村在死去。八十年代承包制之后,我們講希望的田野上,現在變成了絕望的田野上。農村有巨大的問題。
但今天,我們的城市尤其大城市也出現了問題,城市在死去,在癱瘓,城市的精神在消失。問題出在哪里?我們高度城市化、快速城市化的時候,相應的體制的發展并沒有跟上。我在九十年代的時候曾經批評過蘇南。蘇南曾進行過一個快速小城鎮化建設和各種各樣的城市創建行動。當時出現的一個情況就是有城無市,一個城市硬件設施建設得非常好,但是根本沒有城市的味道。把一個城市建成了現代的莊園、土圍子,或者是擴大一點的機關大院。當時蘇南快速城市化的時候,城市的管理者主要是三種人,一種是從農村調上來的民辦老師,轉到干部隊伍中;第二是服轉軍人到了城市基層管理崗位上;第三是從農村成長起來的鄉鎮企業家提拔到了城市管理崗位上。這些人制造了城市,但是他們并不知城市為何物。城市讓人感覺花花綠綠、虛虛假假,沒有城市的文化、沒有城市的味道。主要的問題是我們的城市在發展,但是現代城市管理體制沒有跟上。這里面有政治體制,也有社會體制的問題。比如北京交通的問題,整個北京堅持一個核心,就是天安門,就是紫禁城,這個核心不能動,不能多中心。必然造成攤大餅的建設和交通堵塞。這與我們經濟發展的情況一樣,經濟在發展,但是市場經濟的這套規矩,這套商業文明卻沒有建立起來。最典型的行業房地產業,是一個病態的市場經濟。房地產根本的問題國家對土地的壟斷和控制。但是現在政府卻用盡一切辦法來管房價。不給病人治病,卻去修理體溫計。行業上的病態的市場經濟是房地產,區域上病態市場經濟的代表是京都經濟。我把北京的經濟叫京都經濟。北京是把所有的優質資源集中起來再分配,在這里切蛋糕,等待切分蛋糕的人都在這里。圍繞著三里河、國家重要機關形成了權力經濟、尋租經濟、京都經濟。通過一個核心的權力,慢慢的往外延伸,一層一層的尋租,就像水波紋一樣的差序格局。京都經濟異常繁榮,但京都經濟九重天,是病態的,不是大市場的規模效應造成的,而是集權造就的?,F在的問題是國家主導一切,權力配置資源,距離權力的遠近形成了不同的租值,首都、直轄市優于省會,省會優于市會,市會優于縣會,城市優于農村?;A建設是這樣,社會福利也是這樣。城市出現問題、農村出現問題,癥結都在這里。
城市的本質我想是最基本的是兩個:多元的、自由的。城市應當有很多的NGO組織和宗教組織。但是,現在NGO在北京的發展非常艱難,城市越來越不能容納一些多元因素。曾經的北平出過很多人,像“北漂”的沈從文、毛澤東等。毛澤東當時中轉畢業后到北大做圖書館的管理員。今天這套對所謂外地人的歧視性限購政策,如果毛澤東還在世的話,第一個造反的就是他老人家。城市現在正在從多元走向單一,從自由走向計劃和管制。城市政府與城市人正在割裂,城市讓城市人越來越感到陌生和面目猙獰。
再進一步說,改革的方向出了問題。我感覺,從八十年代到現在,改革和老百姓的意愿越來越背離。在八十年代,絕對不會出現現在這樣歧視小產權房。原來還講人民群眾是主人公,現在只講國家控制。同時,我們現在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也出現了問題??茖W發展觀是對的,但是基層管理者對科學發展觀的理解就是“我”要科學的發展,要有計劃的發展。在科學發展觀的名義之下,按照政府官員的意志來發展。計劃經濟的哲學基礎就是科學主義,這一點值得我們在落實科學發展觀時加以警惕。
(本文為新望先生在2011年3月4日天則經濟研究所主辦的“城市管理與公平正義”研討會上的講話。已經作者審閱。標題為編者所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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