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季冰：統計數據為何讓國人焦慮

全國人大常委會于6月27日表決通過修訂后的新統計法，它將自2010年元旦起施行。新統計法加大了對數據造假等統計違法行為的處罰力度，并再次強化了以下的主張，即：國家各個層次上的數據應當以各級政府統計局公布的數據為準。

雖然可能只是湊巧，但這部法律來的確實很及時。因為就在不到一個月之前，國內的一批學者對近期公布的許多統計數據提出強烈質疑，一時引發了輿論的空前熱議。在經濟學家王建等人看來，公布出來的GDP、工業增加值與CPI、進出口額、發電量等呈現全然反向的態勢，這種相互“打架”的狀況令人很難相信所有的數據都是真實可靠的。對中國經濟數據的疑問，同樣也反映在像國際能源組織（IEA）這樣的國際組織的報告以及《華爾街日報》這樣的媒體的版面上。

國內媒體對此的評論大多集中在要求權威統計部門作出“公開真誠”的解釋方面，這十分符合國人的思維習慣和對政府的一貫期待。國家統計局的官員很快就作出了從善如流的回應，通過發表專業分析文章和接受媒體采訪，多次解釋了他們對數據“打架”的看法。然而，正如相同的宏觀經濟數據會讓兩位性格氣質不同的股評家得出截然相反的趨勢展望一樣，盡管統計局官員一再表示不存在數據失真（或造假）現象，輿論仍然不依不饒。

其實，類似的對中國統計數據的懷疑早在近10年前就曾掀起過更大的波瀾。2000年，美國匹茲堡大學的經濟學家托馬斯·羅斯基發表《中國的GDP統計發生了什么？》和《中國的GDP統計：該被警告？》兩篇學術文章，全方位質疑中國的經濟增長。他的結論可謂驚世駭俗：1997-1998年中國的GDP增長的上限應當是2.2%。而當時中國官方公布的數字是7.8%的。這一論斷與著名的美國經濟學家——2008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此前的疑慮遙相呼應，素有“國際經濟烏鴉”之稱的他曾經說，中國經濟數據，是一堆不可置信的符號體系?！翱粗袊慕洕鲩L數據，就像看一部科幻小說?！痹谟督洕鷮W家》雜志和美國《時代》周刊等國際主流媒體隨后的推波助瀾之下， “中國統計數據造假論” 一時成為國際輿論界的重要話題。

如今王建等人使用的分析方法幾乎與當年的羅斯基如出一轍——主要從能源消耗量的增長入手來探究經濟增長的真實情況。

更加意味深長的是，兩次大動靜的對中國統計數據的質疑都發生危機時期——羅斯基那一次適逢亞洲金融危機，而本次則正值全球金融海嘯。因此有論者認為，如果說中國的統計數據無法做到“超脫”和“獨立”、甚至有人為“修正”的話，根源在全社會對經濟的“復蘇急躁癥”。換言之，政府希望通過好看的數字激勵民心，官員期待以令上級高興的數字謀取令自己高興的前程，而老百姓則總是愿意看到他們希望看到的東西。

歷史學家黃仁宇在評論中國歷史時曾一再指出，中國從來“無從在數目字上管理”。在黃仁宇看來，這是中國始終不能實現現代化的根本原因之一。歷史上，中國也許是最不重視統計，數字最少的國家之一。但只是在短短的幾十年時間里，中國已經成為世界上最重視數字，而且數字最多的國家之一，就連羅斯基教授在批評中國統計數據造假的同時也由衷地稱贊：“今天中國的統計數據在許多方面甚至超過了美國，比如要想獲得企業層次的數據，中國可能比美國還要方便。中國各項統計不僅全，而且也對外界開放?！?

那么，對數據的重視、膜拜以及因此應運而生的數據失真現象究竟反映了什么樣的深層問題呢？新統計法要求的對統計數據發布口徑的集權和社會廣泛要求的加強對統計的監督，的確能夠如愿改善中國的統計質量嗎？我的答案是：不僅不能，反而還很可能導致其他更多、更嚴重的問題，因為上述這些措施都是在進一步強化統計數據的在政治和社會層面上的重要性，而不是相反。

GDP也好，CPI也好，還有其他許多衡量經濟社會狀況的重要指標，從這些縮寫表述方式就可一目了然，它們都是西方人發明的。不過，在這些指標的用途方面，西方社會與我們卻有很大的不同。我們知道，美國可能是各種經濟指標公布得最多最頻繁的國家，但無論是GDP還是其他什么指標（甚至包括失業率），在美國只有兩個功能：一是為政府制定和評估經濟政策提供參考；二是為學者從事學術研究提供數據。然而在我們這里，它們除了扮演上述兩種角色外，還承擔了另一項非同小可的使命，那就是作為上級對下級官員進行考核的依據。

考試（考核）從來都是一根最有效的指揮棒，相信有過一千多年科舉制度歷史記憶的國人都能夠深刻地理解這一點。因為GDP（今后可能還會有越來越多其他指標）一直是考核官員的最重要指標，所有官員當然也就都自然而然地成為“GDP至上”的信徒，就像科舉時代所有讀書人和官員都是儒家經典的忠實傳人一樣。但是，即使再怎么包羅萬象，再怎么科學嚴密，再怎么嚴格監督，這些指標也不可能真正代表每個老百姓的真實需要和滿意度。因為老百姓是根據自己的切身感受來衡量一個政府合格與否的，在每一個具體的老百姓那里，專家官員們使用超級電腦統計和計算出來的那些數據，還不如他家門口大街上的汽車尾氣和社區犯罪率更重要。

對西方國家來說，不僅是GDP，就算他們一向至為強調的環境指數，都不承擔官員考核標準這項職能。所以很少看到那里有我們這里司空見慣的在統計數據上的虛報、瞞報等弄虛作假，這就好比我們這里不常見到有官員會篡改自己的學歷和黨齡一樣——它們雖有相當重要性，但畢竟不是考核的硬指標，那樣做得不償失。在西方國家，考核各級政府首腦的指標只有十分簡單的一個東西：選民的選票。沒有什么指標比選票更能夠真實地表達民意了，而選民是不會根據報紙上登出來的那些數據去投票的。

“科學發展觀”的根本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為了實現這個目標，對每一級政府官員進行考核的終極標準當然應當是本地區人民的認可程度，而不是GDP、CPI這類數字，更不是上級政府的主觀意見。因此，對當前的中國社會來說，根本性的問題不在于以什么樣的指標體系去考核政府，而在于由誰來考核。用經過嚴格監督產生的GDP取代過去的在不透明情況下取得的GDP，用所謂“綠色GDP”取代不帶綠色的GDP，不過是換了一根稍微養眼一點的指揮棒而已，并沒有改變考核本身的性質。

大多數人可能不會想到另一個更為深層的問題：要增加GDP數據中的“科學”、“客觀”、“權威”或“綠色”成分，就必然要賦予統計、環保、綠化等部門更大的權力，但它們也同樣需要被考核和監督。如果不從根本上改變對政府官員的考核主體，而是片面地強調考核指標體系的“科學化”，那么到頭來很可能我們GDP中的真實可信或綠色環保并沒有見到多少，社會上卻又多出了另一些新的尋租空間。過去一向是清水衙門的統計局近年來日益變得炙手可熱，甚至出現貪污腐敗現象，就是一個明證。

(文章來源：09年6月30日 大河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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