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風：基尼系數不等于公平

忘記哪位作者提到過，曾經為市場經濟和法治提供了二十世紀最杰出之論證的弗里德里?！す?，拒絕去看貧民窟。因為，他擔心，貧民窟的悲慘景象會激發出過分的同情心，而使他無法為市場制度進行堅定的論證。

有“香港第一健筆”之稱的林行止先生是看了貧民窟，還是看了別的景象，心靈深受觸動，最近公開宣布，不愿再做盲目的自由市場信徒。有感于香港社會不公平加劇，他決定放棄過去所贊成的“企業的唯一功能在替股東謀取最大利潤”的主張。他表示，社會公平乃是一項十分重要的價值。如果中國能制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

有兩位任教于香港、活躍在大陸的學者對此作了深度解讀，并似乎有點遺憾地說，很多普通民眾，尤其是從新近移民的“新香港人”，雖然身在底層，卻懷抱著“向上爬”的夢想在拼搏。他們沒有時間、渠道、能力，也沒有精力去表達對社會不公平的不滿。

同為華人社會，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對比。據說，香港的基尼系數已經超過0.5，貧富分化的嚴重程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區國家差不多。內地的基尼系數，各方估計不一，有人說是0.45，如果剔除城鄉差距的因素，城市、鄉村內部的差距就更小了。這樣說來，內地實際的貧富差距程度，要遠低于香港。人們自然會產生疑問:為什么內地媒體對公平的關注明顯高于香港？

公平就是公平感

這種反差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說明了公平的定義:公平就是公眾的公平感，公平感乃是人們基于所經歷、所看見、所聽聞的經驗對生活于其中的制度所做出的一種“模式判斷”。

公平對于社會的優良治理來說很重要，這一點毫無疑問。一個好社會必定是一個公平的社會。維持一個社會之優良秩序的，不是豐裕的財富，也不是國家機器的強制，而是正義，它在社會之財富分配領域就體現為公平。

那么，如何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公平？香港、內地的反差說明了，不能只看客觀的財富配置狀況，只看描述這種狀況的基尼系數。要準確地判斷一個社會是否公平，同時應當考察生活于這種狀態下的公眾的看法、意見。當公眾說社會公平或者社會不公平時，他們表達的是自己的主觀感覺，不可能像學者那樣研究統計局的收入分配報表。

公眾的主觀看法或許沒有辦法進行統計，但它作為哈耶克所說的“主觀事實”，對于觀察家、尤其是對于決策者來說卻至關重要。歸根到底，政府所要解決的應當是民眾覺得迫切需要解決的嚴重的問題，政策所要面對的是民眾的意見、判斷?，F代民主制度優越于傳統政治的地方就在于，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意見的政治，而不是統計報表的、貌似科學的政治。民眾選舉的實質就是由民眾的情感好惡來決定誰當總統市長、誰當議員，犯不上用幾十個指標構成的復雜的政績考核體系來打分。

因此，假定公眾、輿論都覺得自己生活的社會很不公平，那么，這個社會就確實是很不公平的，不管統計報表上的基尼系數是多少。這個時候，采取措施解決民眾覺得最不公平的問題，就是十分緊迫的公共議題。反過來，一個社會，盡管統計數字顯示其基尼系數相當高，但民眾并無不公平之感，那這個社會就是公平的。

同樣，比較不同社會時，單純觀察基尼系數，也未必能夠得到公平的真相。比如，美國的基尼系數高于歐洲，很多學者痛心疾首地斥責“盎格魯-撒克遜模式”。但是，由于享有較為充分的競爭自由，美國人的公平感卻未必低于歐洲。斷言美國比歐洲更不公平的學者，其實是以自己的主觀標準衡量人家的主觀標準。香港與內地的情形，似乎也與此類似。

制度安排決定公平感

當然，民眾個人的主觀感覺不可能憑空而起，而是基于自己的價值觀、基于自己的人生經驗，基于自己對鄰居、同事生活的觀察，基于自己從所見所聞中對本地區、本市、乃至全國相關信息的了解。作為一個共同體的公眾的主流看法，則最終可歸因于這個社會決定著人們的生活、命運的制度安排。在不同的制度安排下，個人會有不同的人生經驗，會看到不同的生活故事，形成不同的人生價值觀念，所有這些因素共同起作用，決定著個人對自己生活于其中的社會的公平程度的判斷。

連續多年，香港都被相關國際機構評定為最具有競爭力的地區，或者經濟自由度最高的地區。衡量競爭力或經濟自由度的指標體系很復雜，其中的關鍵乃是健全的法治，完善的私人產權保護制度，知道自己權力限度、并合法行使權力的政府，等等。這樣一套治理框架，確保香港人參與市場活動的機會的平等。香港也確實經?？梢钥吹桨资制鸺业膫髌?。

生活于這樣的制度之下，人們會傾向于相信，自己是否發財，主要取決于才能和運氣。運氣是誰也控制不了的，對別人的運氣，自己是無權提出任何要求的；才能才是屬于自己的。因此，個人一般都會心平氣和地接受自己的收入結果，也承認其他人的收入的正當性，即便這些人比自己的收入高出很多。

這樣，從總體上說，在香港社會從億萬富豪到普通店員，每個人都相互承認彼此的收入之正當性。尤其是窮人的心態，相對來說比較平和。他會覺得，自己收入低，那是因為自己運氣不好，或者才能不足。別人發了大財，那是人家運氣好，能力強。但自己也可能碰上好運氣，加上努力，說不定哪天也能夠發大財。正是這樣的心態，讓人們相信，已形成的收入配置格局是公平的。盡管在更關注統計報表的學者們看來，香港的基尼系數已經很高了。但學者的看法不足以決定社會輿論，不足以在公眾并不覺得是個問題的時候把公平問題變成輿論普遍關注的公共問題。

反過來，在內地，相關的制度是不夠健全的。比如，法治就不夠健全，各人的機會存在不平等:戶籍制度使得鄉村人口不能正常地融入城市，不能享有城市人口所享有的那些機會。同時，在內地一些地方，權力深度介入經濟活動過程，在企業之間、在行業之間、在個體之間、甚至在地區之間，造成程度不等的不平等。

人們從新聞中也看到，個別官員財富以千萬計的故事。這樣，財富相對較少的人，就會有一種強烈的不公平感。他覺得有些人的錢不是用血汗掙出來的，而是從自己口袋中搶過去的，至少是霸占了自己的機會掙到的。這些人的財富，在他看來，是不正當的。在這種制度下生活的經驗會促使人們相信，財富越多的人，其財富的來源越可疑。由此不難理解，為什么財富“原罪”問題始終是一個揮之不去的輿論熱點問題，房地產富豪們一旦有任何動靜，人們立刻就會毫不掩飾地警告他:你的錢來路不正。至于仇富，似乎也是一股洶涌的社會情緒。

有了這種心態，不管基尼系數是多少，人們就會覺得，社會不夠公平。這個時候，不公平就是一個嚴重的公共問題。

民生不等于公平

其實，過去幾年來，整個中國社會都已感受到了公平問題的緊迫性，政府投入越來越多的公共資源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不過，把社會公平問題理解成單純物質主義意義上的民生問題，用財富再分配政策來解決社會不公平問題，似乎未得正道。

香港社會財富分配格局與社會的公平感之間的反差，以一種相對極端的形式表明，社會公平并不必然要求財富的平均配置，它的重點是創造財富的過程的公正性，而此種公正惟有通過法律之下的平等這樣的制度安排方可實現。

就此而言，林行止先生的看法似乎也不準確。他說，如果內地能制定一套在“向錢看”與社會公平間平衡發展的政策，中國的崛起才對提高人類福祉有積極意義。他的這種論式仍在重復內地主流經濟學家過去幾年來所說的話:應當兼顧效率與公平，或者說，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種說法似乎是說，公平與效率是兩個不同、乃至沖突的價值，追求效率的制度安排與實現公平的制度安排是相互沖突的。

然而，在公平之外，無效率可言。詹姆斯·布坎南已經論證過:通過自由而開放的交易過程將使資源流入或保留在其價值最高的用途上，由此所得到的任何結果，都可以說是有效率的。當然，這種效率的前提是制度框架之正義，從而使每個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與他人平等地交易，這一點可同時保證結果之公平與效率。

所以，公平與效率是可以、并且必然同時實現的，它們是從兩個不同角度觀察所看到的正義的制度安排的結果。享有法治所保障之平等的人們之間進行的自愿的、自由的交易，其所得到的任何財富配置結果，既是公平的，也是有效率的。反過來，基于人與人的不平等、企業與企業的不平等所展開的經濟活動，其結果既是不公平的，也是沒有效率的。

當然，歷史上確實有這種情形，即一個社會的效率表現非常突出，而人們也有嚴重的不公平感，中國改革發展過程中出現過這種情形。但是，這種情形不可能長期持續，因為，公眾具有嚴重不公平感，必然意味著治理體系存在問題，而這些問題最終必然損害效率。

孔夫子早就說過，“不患寡而患不均”。這里的“均”，不是指財富的平均分配，而是指“政理均平”，也即正義的制度框架。對于社會的良性運轉來說，重要的不是效率，不是物質意義上的財富多寡，也不是財富再分配，而是“政理均平”，也即，法律平等地對待每一個人。實際上，只要有此種制度安排，這個社會就不愁富裕不起來；即便財富在不同群體、不同人之間的分配不均勻，人們也能夠平和地接受之；即便由于某種特殊原因，這個社會真的無法富裕起來，那也并不會影響社會的優良治理。財富本來就不是美好生活最重要的條件，富裕也不是好社會的決定性因素。

因此，公平不等于民生，公平是更高層面的價值，公平要求的是法治，要求的是讓每個人在法律上實現平等的自由和權利。如果沒有這樣的制度框架，只是簡單地通過財政手段，拿一部分人的錢補貼另一部分人，那并不能使社會顯得更公平。因為，如果在政府進行財富再分配之前，不公平的事情就已經發生了，那么人們已經形成了嚴重的不公平感，這種情感是財富本身無法輕易改變的。

（文章來源：08年7月19日 新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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