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之桑榆，收之東隅。李文化因拍攝《海港》招致江青不滿，結束了樣板戲電影的拍攝，他一下子幾年無事可做，但終于爭取到了開拍“文革”后的第一部故事片《偵察兵》的機會。而且，狄福才決定由他一人擔任編劇、導演、攝影三個職務。此后，他從“攝影”變成了“導演”。

《偵察兵》是根據知名作家、《鐵道游擊隊》的作者劉知俠的小說《一支神勇的偵察隊》改編，但是電影拍成后在審片子時，于會泳等文化部領導堅決不讓署他的名字。因為“文革”一開始，《鐵道游擊隊》就在1966年5月成為首批被“無產階級司令部”點名批判的電影之一。那個著名的、所有人都要反復學習的、當時具有最高權威性的《關于電影問題的談話》對電影《鐵道游擊隊》嚴厲批判道：“沒寫主席關于游擊戰的戰略戰術原則，寫的是主席批判的游擊主義。游擊隊不依靠群眾，都是神兵，只有芳林嫂一個群眾。有政委，看不到政治工作，不像有高度組織紀律性的無產階級游擊隊，像一幫農民、小資產階級隊伍。沒寫黨的領導，不像八路軍領導的，單純地搞驚險神奇動作，宣傳個人英雄主義。影片插曲很不健康?！保ㄆ顣云季幹骸断慊ǘ静荩杭t色年代的電影命運》，當代中國出版社2006年版，第201頁）電影是“大毒草”，小說自不例外，也開始受到嚴厲批判。劉知俠立即被“揪了出來”，關入“牛棚”，長期受到殘酷迫害，當然不能在作品上署名。

1975年，李文化導演了宣傳“文革教育路線”的《決裂》，1976年元月在全國公映，直接配合了當時的“反擊右傾翻案風”，全國各大報刊、電臺都在頭條持續宣傳報道。這年初春，“反擊右傾翻案風”更加激烈。張春橋、江青先后向于會泳下令，要盡快推出緊密配合運動的文藝作品，遲群、謝靜宜立即組織了電影劇本《反擊》，于會泳、劉慶棠、浩亮等人也時時過問。劇本很快寫完，決定由北影廠拍攝，由于《決裂》紅極一時，北影廠決定由李文化導演?？戳藙”?，他并不想接受任務，他說，“當時并不是看出《反擊》劇本有什么問題，只是覺得《反擊》劇本像個‘話報劇’，不理想?！保ǖ?36頁）但在領導一再要求下，他還是接受了任務。1976年9月中旬，《反擊》殺青，準備在10月公映。然而命運仿佛在捉弄人，10月6日，“四人幫”被粉碎，還未來得及公映的《反擊》成為“陰謀電影”的罪證。此后兩年，李文化不斷被要求寫檢查、交待，一直未被安排工作。

1979年3月22日，苦悶中的李文化下決心給當時的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寫了封長信，申訴自己的冤屈。很快，胡耀邦的批文就到了文化部，幾天后就到了北影廠，他認為《反擊》的責任是屬于領導的問題，李文化自己只是執行問題，不能糾纏個人不放。胡耀邦的批示，使李文化獲得“解脫”，恢復導演工作。當年，他就拍出了把當時全國“撥亂反正”濃縮到一個基層縣的電影《淚痕》，由李仁堂、謝芳主演?！稖I痕》的主題歌“心中的玫瑰”更是廣為傳唱，歌詞來自傳抄，至今不知作者是誰。此片大獲成功，受到觀眾和政府好評。在1980年舉行的第三屆電影“百花獎”評選中，《淚痕》獲最佳故事片獎，還獲年度政府頒發的 “優秀影片獎”，李仁堂當選為最佳男演員。在此片的拍攝前后，他又兩次給胡耀邦寫信，匯報情況，得到胡的表揚鼓勵。對此，他深情地寫道：“當時，胡耀邦同志是中央領導，日理萬機，但是對一個普通的電影工作者有信必答，關懷文藝工作者，心系群眾，讓人敬仰。我再一次被胡耀邦同志的關懷深深感動了，這位使我得到新生并給予我關懷和前進力量的人，是我們一家人永遠難忘的恩人?！薄霸S多年后，我得知胡耀邦同志去世的消息，淚水瞬間從眼眶里涌出。我提著碩大的花籃，一路上強忍著悲痛，到胡耀邦家的小靈堂祭拜。在他的靈像前，我磕了三個頭，又抑制不住地哭了！”（第268頁）

1985年，李文化還拍過一部以中越邊境軍事沖突為題材的影片《綠色的網》，但是，“這個片子是在自衛反擊戰結束時拍的，隨著兩國關系的改善，該片也只能被收入倉庫了?！保ǖ?27頁）

但從上世紀80年代中開始，他在影片的選材上有了明顯變化，不再導演現實題材的影片，而是導演了許多歷史題材片、武打片、槍戰片，如《金鏢黃天霸》、《無敵鴛鴦腿》、《索命逍遙樓》、《血淚情仇》、《混世魔王程咬金》等等。他非常坦率地說出了自己 “轉向”的真實思想：如坐過山車那樣大起大落的經歷使他在思想上、感情上、創作上對現實題材“心有余悸，產生‘怕’字，想遠離現實題材”?！拔液軗?，如果再拍現實題材，沒有把握，一旦掌握不準，就會再犯錯誤，再遭受挫折”，“我在思想上、感情上、創作上，想多拍些好電影，為黨的電影事業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墒窃趯嵺`中屢屢受挫。我的心中十分苦悶，不知該如何在電影導演的創作中去拼搏，去奉獻。我反復地想這些，有時絞盡腦汁：怎樣才能安安靜靜地、不受任何干擾地、沒有風險地去導演電影呢？想來想去，我最后認為，拍歷史題材的影片或武打片、槍戰片最安全，最保險，最合適”，“拍這樣的影片，群體之間、幫派之間、個人之間，怎么批、怎么斗、怎么打都行，甚至打得鮮血淋漓、你死我活都沒有關系，都好表現，都好處理，都和現實的政治掛不上鉤。而且，同樣能為電影事業服務，為廣大人民群眾服務。既有社會效益又有經濟效益，何樂而不為呢？”（第336頁）

從上世紀80年代中開始，他在影片的選材上有了明顯變化，不再導演現實題材的影片，而是導演了許多歷史題材片、武打片、槍戰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