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問題絮論(2)

之二

什么是農民的“集體談判能力”？

“集體談判能力”：取決于結社權，

還是取決于“所有制”？

一些反對地權歸農戶的朋友強調,在市場經濟中農民無論與官員還是與老板打交道,如果缺乏“集體談判能力”都會吃虧。這個看法真是對極了！但是他們說“被集體化”能增加農民的談判能力，卻是錯得一塌糊涂、錯得缺乏常識，其荒謬的程度只能與如下說法相比：據說自由散漫的猶太人是沒法與希特勒討價還價的，因此把猶太人“集中”起來（集中營），為的是增強他們與政府“集體談判”的能力！

其實這里的簡單界分是不容忽視的：

首先，農民的“集體談判能力”本質上是個政治概念，它取決于農民有沒有自主的結社自由，而完全與什么“所有制”毫無關系。誰都知道當今發達民主國家的農民有多牛：他們是“私有者”，但是他們可以組織農會和親農社團，支持親農黨派，進行強有力的集體行動，議會中有他們的代表，媒體上有他們的聲音，如果需要，他們更可以成千上萬地開著拖拉機涌進城里，在都市的大街上發出吶喊，政府與社會都非常重視他們的訴求。與馬克思關于“小農是散漫的一口袋土豆”的論斷相反，這些年來，發達國家“工會衰落，農會興盛”是個明顯趨勢。正是由于美歐各國爭相護著各自的農民，遂使“農業保護”問題成了國際 “商戰”中最執拗的爭論，從“烏拉圭回合”到“多哈回合”多次導致談判失敗。顯然，只占人口百分之幾的“小農”在這些國家對公共政策的影響之大，超過他們國家一些人數更多的其他階層，更遠遠超過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我國農民！

相反地，斯大林時代的“集體農莊”成員，在統治者面前有一絲一毫的“談判能力”嗎？別說這是“右派”污蔑，請讀1956年以后的毛澤東是怎么評價 “特權階層”控制下的蘇聯農業的吧！

“農民”與“農場主”：區別在于經營規模，還是在于“國民待遇”？

有人說，西方農民不是農民，是“農場主”，所以他們有集體行動能力，而中國“農民”就沒有這種本事，必須由官府“組織”他們。老實說，區分 “農民”（peasants）和“農業者”（farmers，也就是所謂的“農場主”）在中國筆者可能還是最早之一——1980年代筆者就寫過這方面的文章。但是兩者的區別在哪里？

西方絕大多數“農場主”不是雇工的老板，而是類似自耕農的 “家庭農場”或類似佃戶的“租地農場”，當然，其經營規模比我們的農民大得多，但比前蘇聯集體農莊農民的人均耕地規模通常不是更大，而是更小。而日本、韓國等東亞精耕細作區的小農場不但比蘇聯小得多，比我們的農民也大不了多少，但他們的集體談判能力卻與歐美農民（或“農場主”）差不多。顯然，“農民”與“農業者”的區別既不在于經營方式是租佃、雇工還是家庭自耕，也不在于經營規模的大小。區別就在于杜潤生杜老說的那個 “國民待遇”問題：“農業者”是有充分權利的自由公民，而“農民”則是沒有“國民待遇”的無權者。他們被剝奪了權利，你反過來倒怪他們不是“農場主”，所以不配有權利，這是哪門子歪理？

更重要的是，所謂“集體談判”，與誰談？主要就是與各地官府和涉農商家。在今天中國的體制下，政府是“招商引資”的主體，涉農商家與農民打交道也都要取得政府支持，所以歸根結底還是與官府。而與官府談判必須通過官辦的“集體”，這不是滑天下之大稽嗎？靠談判對手“組織”你去與他談判，否則免談，這不干脆就是不許你談判嗎？

所以，如果說你要退回到改革開放以前，重建命令經濟下“一切行動聽指揮”的人民公社，你就直接說這種體制如何優越得了，至于說到“市場經濟中的集體談判”，那就要清楚：作為談判對手的“集體”與“一切行動聽指揮”的“集體”截然就是相反的東西，兩者的區別比兩者各自與什么“集體”都沒有的“小農”的區別還要大得多！

“集體”與“交易費用”：截然相反的兩個極端

老實說，這個道理與其說是“私有化論”者闡述的，毋寧說在反私有化的朋友那里得到了最好的論證。溫鐵軍先生曾指出我國改革前搞的人民公社很有必要，因為它“節省了國家與一個個小農戶打交道的交易費用”。但他在另一處關于印度的文章中卻說：印度的工會農會很厲害，以至于“政府、企業與工農打交道的交易成本太大”，弄得征不成地，修不了高速公路，也吸引不來外資。溫先生在此對“交易費用”這個術語的誤用（經濟學上的“節省交易費用”決不能理解為不許討價還價）姑且不論，但顯然，他非常清楚這兩種“集體”間的區別要比兩者與“單干戶”的區別大得多：人民公社完全、徹底地剝奪了小農的談判能力，而自主農會作為談判對手卻比一戶戶的小農難對付得多。人民公社使得農民不僅無法討價還價，在大饑荒年代甚至連逃荒的可能都被剝奪，在所有糧食都被搶完后只能困在村里活活的就地餓死。而有了結社權的印度農民卻成了漫天要價的強硬對手、令“政府、企業”都干瞪眼的“最牛釘子戶”。這兩者何止天壤之別！

當然，并不是說農民成了“最牛釘子戶”就一定是好事。溫先生就此批評印度也并非完全沒有道理。我也說過，反對地權歸農唯一合乎邏輯的理由（注意：“合乎邏輯的理由”未必就是現實中當務之急，也未必就是合乎道德的理由），就是如果農民的地權過于絕對化，是否會過分強化農民的談判能力。但是溫先生應該想好了：他到底是想削弱農民的“談判能力”呢，還是想強化這種能力？在這種討論中最好還是不要“明修棧道，暗渡陳倉”吧。

之三

現行政治條件下地權歸農戶的結果會是“權貴私有化”嗎？、討論中有人指出：秦暉過去一直認為在大的體制背景不變的條件下單獨推進“產權改革”會導致“權貴私有化”，并因此對國企的產權改革有很多批評，怎么現在在同樣背景下又不反對“土地私有化”，而且還批評反對者？

這個問題提得好！

我的確認為，在不民主的條件下處置公共財產，由于公眾所有者與官員“看守者”之間缺乏真正的委托-代理關系（即民主授權-問責關系），容易出現“賣方缺位”下的“看守者交易”。但是在這方面，我國的土地、主要是農村土地與其他資產相比有一個不同，那就是在絕大多數情況下，農村土地如今并非由官員經營，而是由農民自己經營的。農民自己就是“看守者”。

對于過去的國營企業和鄉鎮 “集體企業”的產權改革，筆者一直強調處置公共財產應該遵循“群域要民主”的原則，在缺乏公共參與、公共監督、也沒有利益相關各方的充分博弈的情況下，公共資產的“看守者交易”往往就是“掌勺者私占大飯鍋”。當年如果人民公社也按這種方式搞私有化，把公社變成公社領導人的私人莊園，農民變成打工的，或者干脆被趕走，那農民還不造反了？

幸虧當時農村改革是農民自己搞起來后上面才承認的，農民平分了土地（當然只是“承包”，地權問題遺留至今），打破了“大鍋飯”。如今土地是農民各自經營的，并沒有“掌勺者”。然而耐人尋味的是，這反而成了地權改革比其他公共資產 （包括鄉村中除土地以外的其他公產如企業等）的產權改革更為困難之處：土地如今不是由官家經營、而是由農戶經營的，于是有些人就絕不允許它私有化！

由官員控制并經營著的公共財產在沒有民主的條件下搞私有化，那當然很容易會變成權貴私有化。事實上我們的企業，無論是國有企業還是農村中所謂的鄉鎮集體企業，產權改革幾乎都是給了“看守者”。工人只能“看成敗，人生豪邁，只不過從頭再來”！但這樣的私有化不是從來就勢如破竹嗎？當初反對這樣做的不就是我秦暉和很少的幾位朋友嗎？著名的郎咸平先生對此持異議還是在我之后十年吧？而如今反對地權歸農最力的那些朋友當初干什么去了？為什么那時把企業私有化給官員你們不反對，現在把土地私有化給農民（可以“化”給農民的，也就只剩下土地了?。?，你們就那么反對呢？說穿了，現在土地不是由官員、而是由農戶“看守”的，“看守者私有化”也化不到官員手里，私有化了他們搞“圈地”反而不方便了——這才是地權歸農的阻力如此之大的真正原因吧？請問如今絕大多數鄉村中那些土地以外的公共資產，包括曾經風光無限的“鄉鎮企業”，現在還有剩下的嗎？能夠不明不白地 “化”到權勢者手里的，早就“化”光了。只剩下由農民“看守”的土地，他們一時“化”不掉，就堅決不 “化”給農民，寧可留著以后再“圈”！可以黑箱操作的私有化，都已經搞了，而最可能正大光明公平合理的私有化，卻堅決不搞，這叫什么道理？

有人說，地權改革非常復雜，因此不可行?！巴恋厝绾嗡接谢?，我無法想象?！彼€舉例說：地權應該“化”給誰，按什么歷史時段劃線？是化給現在的承包者，化給集體化前的所有者，還是化給土改前的主人？

但像這種問題，任何稍有歷史的公產不是都存在嗎？工廠的私有化難道沒有這種問題？為什么那種私有化就可以勢如破竹？其實就是當初土地“承包權”的分配不也可以這樣提問嗎？這塊地憑什么是你承包，而不是我承包？但農民是有智慧的，鄉土是有習俗的，當然政府也可以出臺必要的規定。學者關在房子里“無法想象”的事，農民可以做到，農村改革中這樣的事例有多少！

我當然不認為地權改革是一樁簡單、容易的事，但如果排除既得利益的阻礙，僅從技術角度看，地權改革并不比其他產權改革復雜。本來，土地的分配是各種財產分配中最容易達到公平的一種。它不像股市那樣百姓看不懂，容易被操控，被下套，也不像企業那樣涉及無形資產、隱形負擔、債權債務、評估價與變現價之差異這類算不清楚的糊涂帳。正如當年費孝通先生所說：土地明擺在光天化日之下，既難于隱藏、私吞，又易于分割、分配——不僅自然形態的土地易于分割，土地權利的分割（如明清時期的“田底”、“田面”）也相對簡單。歷史上的“計口授田”屢有先例。當年的激進土改，雖然在是否該剝奪地主的問題上有強烈的爭議，但在土地分配環節上沒有多少質疑。東歐對國有企業搞“一人一份”的證券私有化，引起不少爭論，但我們在“大包干”改革中“一人一份”地分配責任田，并沒有招致多少糾紛?！绻B這樣的產權改革你都“無法想象”，請問你還能想象什么樣的改革呢？

必須指出：農民是土地“看守者”的這種狀況目前正在逐漸改變。在“極小農”缺乏競爭力、而“土地私有化”又不能搞的情況下，有人想用“圈地”的辦法推行“規模經營”，有人提出應該把土地重新交由“集體”經營，還有人主張讓“村官買賣村地”、使“集體土地”（而不是農戶的土地）入市交易。這些做法實際上都意味著把土地變成過去的“鄉鎮企業”那樣由官員、而不是由農民“看守”的財產。而過去的鄉鎮企業的結局，大家都看到了：在市場經濟下到一定時期它們還是都私有化了，只是，那時就真正是“掌勺者私占大飯鍋”大行其道的時候。反對地權歸農的朋友，你們是不是希望看到那一天呢？

換言之，正是為了避免“現行政治條件下地權改革的結果造成 ‘權貴私有化’”，我們才要呼吁地權盡早歸農。而在“被集體化”問題并未解決、農民還缺乏自組織的情況下首先是要 “地權歸農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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