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網 陳泰然/文 在今天中國，人們談到“中產階級”時，總像在談論一個我們不知所謂的東西，它似乎距離我們很近，卻又那么遠。學者和媒體雖然總將“中產階級”作為社會的穩定的關鍵因素掛在嘴邊，可誰也不能給出一個明確定義：中國的中產階級是什么？可能是察覺了這樣的尷尬吧，大家又紛紛有意無意的用“中間階層”來摻沙子，但“中間階層”更加是個沒有實際意義的詞匯——私有制產生后，任何一個社會形態的任何時期，都有“中間階層”存在，那只是一個固定的位置，而很難說對社會其怎樣的關鍵作用。

所以，我們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謂“中產階級”的含義，否則它就會成為一個學術上的陷阱?！爸挟a階級”是社會分工復雜化的產物，是與傳統產業中的工人、農民相并列的，他們所從事的工作很多，但是都有一共同的特質：他們都是在從事某種管理性和技術性的工作，他們是憑借知識和腦力，而不是傳統的體力來完成他們的職業行為的。

這樣的“中產階級”在中國有多少人？根據陸學藝等人編撰的《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所提供的數據，這個階層的人口總量應該在 8500萬左右。如果考慮到中國是一個發展極不平衡的國家，中國中產階級人數就可能要因為收入因素而大打折扣。因此，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應該不會超過5000萬，其在整個就業人口中的比率不會超過7％。

如果以都市媒體刻意渲染的那種所謂“有房有車”的生活方式標準衡量，中國中產階級的人數可能就更會少得可憐。（以上數據來自于《當代中國社會階層研究報告》）

7%的人口比率，很難說是一個社會的“中產階級”、哪怕是“中間階層”，它充其量是另一個“夾心層”，在這樣的基礎上談“社會穩定劑”和“幸福的橄欖”，就是個笑話。相比之下，香港的中產家庭至少占全港家庭的30%以上，在美國則有80%的家庭屬于中產階級（數據來自于“香港中產階級觀察”，《瞭望》新聞周刊），而且，如果以“月收入在2萬到5萬港幣（現1港元約等于0.87元人民幣）”的香港標準、或者“家庭年收入在3萬～20萬美元”的美國標準來衡量，中國目前的“中產階級”還能有多少，還真是不好說了。 

既然是這樣，為什么還有那么人在吹噓中國的“中產階級”概念呢？除了中國媒體的浮躁炒作外，“中產階級”概念在中國，更多是一種“櫥窗效應”，給與投資者以更大的信心與樂觀——中產階級具有超大的消費需求和能力——以確保投資和GDP的穩定發展，這才是正經。

但是當我們都過于樂觀的認為，中國的中產階級會隨著經濟的發展而不斷擴大的時候，也應該明確這樣一個現實：中國的“中產階級”實際上是不斷減少的——1991年收入在20％～80％的人口占總人口比例為53.2％，而這個數據到2002年已經萎縮到41.6％，十年間減少12個百分點——中間階層人口規模的萎縮意味著，在中國改革尤其是后半段改革中，以各種現代職業為特征的新中產階級的擴張速度落后于舊中產階級的消亡速度。中國實際的中產階級總規模不是在增加，而是在減少（袁劍《奇跡的黃昏》）。

這些現實似乎告訴我們這樣一個道理：中產階級并非決定于經濟的穩定增長，而決定于經濟的增長方式和分配模式，說的更直白一點——取決于決定分配模式的政治結構。借此，我們似乎可以回答“中國為何沒有中產階級”，或者只是就此問題理出思路。

以服務業為代表的第三產業是中產階級的“批量制造商”，所以人們在描述西方資產階級的興起時，通常會說，這是“產業軟化”的過程，但是在今日中國的產業結構中，我們卻驚訝的發現，我們的產業結構在不斷“硬化”，以至于我們獲得了“世界工廠”的“美譽”，這更多的是以壓低人力成本（工資）的自殺方式，在國際貿易產業鏈最底層獲取最微薄的利潤，但是卻不得不如此，因為我們有理由懷疑，中國已經被鎖定在國際貿易產業鏈的最底層；同時，“GDP主義”又讓我們在投資拉動經濟發展的死路上越走越遠、欲罷不能，這樣的結果就是——“三駕馬車”中，“投資”一枝獨秀，“出口”勉強支撐，但是前兩者卻徹底扼殺了“消費”——消費在國民經濟中的貢獻不到35%，而在美國這個數字為50%。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統計顯示，發達國家最終消費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發展中國家平均約70%以上。而我國改革開放后，在55%～65%的區間波動。從2001年至今，消費率一直處在60%以下——這樣的產業結構和經濟增長模式和收入分配方式，直接限制了第三產業的發展和“消費”馬車的啟動，但令人無奈的是，今天中國的產業結構和分配模式確實不容易改變，因為目前的方式符合我國的“國情”。

在我們談論“中產階級”的形成時，有必要考察歐美中產階級是怎樣形成的，這就不得不談到從“泰勒制”到“福特制”的轉型。

泰勒制是20世紀初美國工程師F.W.泰勒在傳統管理基礎上首創的一種新的企業管理制度，其目的是為了增加企業的利潤或實現利潤最大化的目標，其特征則是低薪勞動和血汗工廠，它在為企業創造了大量的資本同時，也制造了一個龐大的“赤貧”階層。而福特制則把更多的利潤返還給工薪一族，由此創造了具有消費能力和消費欲望的新階層，同時也促進了產業的轉型。這樣的分配模式的轉型有著深刻的政治原因——它不僅是企業經營者的智慧使然，更是工薪階層積極要求自身權利的結果，這需要獨立的工會組織發揮更大的作用——而這在目前的中國顯然也是現實的。

中國沒有中產階級，在目前的產業結構和分配模式下，如果不轉變，中國也不會產生穩定的中產階級，中產階級，在今天的中國也許只是一個充滿希望和期待的海市蜃樓。當學者和媒體去談論它時，更多的只是停留在西方印象和一廂情愿中，缺乏中國的現實基礎。當然，這并不是說中國不需要中產階級，真正的中產階級確實是社會的穩定劑——這恰是今日中國最需要的——但是，對于中產階級的需要不能只停留在自欺欺人的“宣傳”里，而是應該切實改變以權力為核心的收入分配模式，和以GDP為唯一目的的經濟增長方式，在法律和制度上更加切實的保護每個人的合法財產，只有這樣才能讓中國的“中產階級”造的出來，又保持的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