陸志明：工資改革應壯大中產階級

居民工資制度改革愈加成為社會各界廣泛關注的話題。繼人大常委前副委員長成思危近日公開表示應增加人民群眾工資水平，并將其與CPI聯動之后，多個省市表態將在“兩會”提出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的議案，江蘇省更是在全國率先確定上調最低工資標準，省內各類地區的最低工資漲幅可能超過12%。

因金融危機影響而中斷的各省市最低工資標準上調計劃，隨著經濟復蘇而重新成為各界熱議的主題。通過居民工資收入提升來增加其實際收入水平，成為刺激消費經濟擴容的主要手段之一。而上調各個省市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就自然而然的成為即將到來“兩會”的重要議題。

從勞動就業市場來看，民工荒已經成為長三角、珠三角企業開工的重要沖擊因素。從媒體報道來看，目前東莞等地的出口型企業中大量存在用工不足的問題。究其本質原因，除了短期訂單帶來的招工難度以外，工人工資低下無疑是最重要的原因。據報道，絕大多數工廠底薪每月770元，如果算上周末和平時的加班費，每個月的收入大約為1200—1500元左右。隨著沿海發達地區消費水平與通脹提升，再加上民工年輕化普遍以80后為主，根本不足以應付正常的生活支出。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目前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對于應對沿海地區“民工荒”可能作用空間有限。按照已經披露相關信息的江蘇省標準來看，一類地區從850元調整到960元，二類地區從700元調整到790元，三類地區從590元調整到670元，均大幅低于實際企業經營中的工資支出標準。

提升最低工資標準固然重要，但如果沒有對勞動市場進行深入調查，僅僅是應景式的上調最低工資標準，其民生與經濟意義就不會顯著。隨著人口紅利減退，80、90后逐漸成為企業職工主流，其生活要求高于前輩，企業如果不能給予足夠的工資與發展空間，未來中國經濟的增長勢必難以延續。

另外，動態地看，雖然勞動力密集型出口經濟仍將在中國持續較長的一段時間，但畢竟只是中間過渡階段。中國經濟社會要想跨入發達國家行列，推動創新型消費內需經濟是大勢所趨。而創新型經濟需要的是高素質的人力資源，在目前國家教育、醫療與失業等各項社會保障不足的前提，缺乏足夠的實際收入來源，那么中國年輕一代接受再次教育培訓和改善生活質量的空間就會進一步收窄。

從發達國家歷史經驗看，培育更多的中產階級，造就“紡錘形”社會結構是發展和諧共榮社會的基礎所在。奧巴馬與副總統拜登在近期推廣扶持中產階級的一項政策時表示：哪怕我們能實現8%的經濟年增長率，也不會被視為成功，除非中產階級人群能被重新放回到他們能夠收獲利益的位置上。中國經濟社會的發展也不例外，在經濟步入正軌之后，大幅提升中等收入的中產階級比例，中國經濟才有真正長久發展的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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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來源：１０年１月２８日　　　《證券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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