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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希望這是有效益、可持續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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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7:48
    2010-03-07
    孫健芳 方迎定
    經濟觀察報 孫健芳 方迎定/文 今年中央政府設定的經濟增長率還是8%。與此相對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今年兩會關注的焦點,這是中國提了20多年,但依舊未完成的任務。

    在后金融危機時代,來自全球貿易的壓力倒逼中國經濟不得不轉型。今年政府已經將“轉變經濟增長方式”口號變成 “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為什么會出現這種變化?又如何落實這個目標?全國人大代表、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尹中卿給出了自己的答案。

    變增長為發展

    經濟觀察報:我們在20年前就提出“轉變經濟增長方式”的口號,為什么我們現在仍在老路上盤桓?

    尹中卿:“轉變經濟增長方式”提出已經20多年了,這是一個科學的發展觀念,但我們在推行過程中出現了很多迷失,這種迷失是一種情結,是對GDP的迷思和崇拜,根本原因在于我們的政績考核體系,即我們用GDP來評價一個地方的發展,地方政府是為GDP而GDP,這種考核體系一直延續到2008年第四季度。

    2009年雖然我們提出了 “保增長、保穩定、保就業、調結構、擴內需”的目標,但為了應對國際金融危機,保增長始終成為第一目標,我們的經濟增長率從2008年第四季度的 6.9%到 2009年第一季度的6.1%,之后我們用了9.5萬億財政赤字、9.6萬億新增貸款將經濟增長率拉回到8.7%,回過頭來,我們要反思,這樣一個代價到底值不值?

    十幾年來,我們的投資率越來越高,我們的出口依賴度越來越大,但消費在整個需求結構占比越來越低,現在的居民消費只有30%多,遠遠低于美國,更低于印度。我們生產的目的是為了滿足人民群眾的物質文化生活的需要,還是換得一個2.4萬億美元儲備?或是換年均百分之十點多的GDP的增長?

    還有,大量投資是否能夠拉動就業?我們現在把大量的資金投到基礎建設上,但基礎建設帶來的就業彈性越來越小,前些年我們一個GDP能解決120萬人就業,現在100萬人就業都達不到,甚至達不到80萬人,這就是說我們的增長方式不對。

    總之,導致我們這次經濟增速下滑的主因是內部結構,外部沖擊只是一個外在因素。但我們為了應對經濟危機,打斷了我們自己貫徹科學發展觀的步伐,某些程度上我們又倒退了。

    經濟觀察報:如果說我們在2009年倒退了,在2010年我們是否已經重新回到正確的道路上,比如我們這次已經將“轉變經濟增長”口號變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

    尹中卿:2010年最主要的任務是“轉變發展增長方式”。十七大提法最準確,將過去簡單的“增長”兩個字變成經濟“發展”,從之前強調經濟增長轉變到關注經濟的結構、質量和效益,從外延的簡單再生產轉變為內涵的再生產。具體來說,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實現三個轉變:從過去長期重視第二產業發展向第一、第二、第三產業的協同發展轉變;從過去較多依靠投資和出口向投資、消費和出口協同發展轉變;從過去高度依賴消耗能源、資源到提高科技創新和管理創新的轉變。

    打破GDP迷思

    經濟觀察報:現在我們不斷提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但是關鍵問題是我們如何落到實處?

    尹中卿:2010年我們把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促進產業升級、促進經濟結構調整列為最主要的一項任務,但如何把它落實下去值得關注:

    首先,我覺得從思想觀念上真正地把科學發展觀落到實處,我們不要把經濟增長率看得那么重,中國也不見得非要保持兩位數的增長,比如我們的經濟增長率達到8%,我們希望這是一個有效益的8%,是一個可持續發展的8%,是人民群眾得到實惠的8%,而不是依靠第二產業拉動的8%,靠出口拉動的8%,靠消耗能源留下污染環境的8%。

    所以,我們要打破這個GDP迷思,不要把經濟增長速度看得太重,經濟增長第一目標是為了人民生活水平能夠提高,包括收入的提高;第二是為了解決就業,實際上解決了就業也是提高了收入增長。

    第二,我們還要改革考核的體制,真正地把科學發展觀放到實處,例如我們已經提到的要確定綠色GDP的考核指標,我們不僅要考核GDP,還要考核它的社會發展的程度、人們的幸福指數、福值指數等;我們不僅要考核經濟發展,還要考核社會發展,甚至社會穩定和社會和諧。

    第三個改革是財政稅收體制。改革開放30年,我們成功的地方在于調動中央、地方兩個積極性,1994年的稅收體制改革,我們采取分稅制,這樣的目的是為了充分地調動地方發展經濟的積極性,但這些體制都是建立在鼓勵地方去追求GDP這個概念上,這種體制應該進行比較大的改革。比如財稅體制上,我們可以建立地方財力與事權相適應的體制,避免把大量的財力集中到中央,再通過轉移支付給地方政府,地方財政就是吃飯財政,而地方的發展則依靠土地財政。還有,我們要改革價格形成機制等,現在我們過分地消耗能源、資源和環境污染的成本太低;另外我們也要改善投資體制、融資體制。

    第四,要通過居民收入體制的改革,要提高勞動成本的價格。我們的職工收入在企業的稅后利潤中所占的比例越來越低,國外勞動力的成本占整個企業開支大致70%,而我們不到20%,所以我們要通過收入分配體制的改革,提高勞動報酬在企業初次分配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能夠提高企業的勞動成本,然后去逼迫企業提升產業的等級。

    如果職工收入提高了,內需的動力就提高了,企業產業結構也提高了,這樣我們的經濟慢慢就會走向依靠內需的正循環中,期間可能有痛苦的過程,之前亞洲四小龍和日本都經過這樣的痛苦過程,但是我覺得這個 “痛苦的過程”是很短的,也是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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