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中產階級不是“民主”的前提

在現代中國，所謂的中產階層或階級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假問題。西方中產階級最早是指市民，既包括窮人，也包括富人，既有無產者，又有資本家。民主的社會基礎在于所有人，其動力應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和國家的納稅者。只要政治改革啟動，這種人中國從來就不缺。借口我國中產階級存在與否來拒絕憲政民主，只是某些人的障眼法。

今日中國，政治民主化改革的動力何在?我們的回答很可能又會像以前一樣，陷入階級分析的思路：判斷哪個階級是民主的，代表現代化的進步力量，哪個階級代表保守力量。我認為，世界上根本沒有哪個階級是天生的進步階級，或者是天生的保守階級。譬如分家，如果某個分家方案有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分家派;但是如果不利于他，任何人都可以成為反對分家派。改革初期農民擺脫人民公社的時候都是很主動的，但是工人卻常常是反對國企改革的。你能說農民比工人更進步嗎?更西化嗎?根本不是這樣。無非就是，我們的第一步農村改革要比國企改革更公平一點，至少農村改革是一人一份地分掉了公社的土地，不像國企改革讓一些人當了老板、另一些人當了打工仔。如果我們希望中國的民主改革會有更多的可能性，那就要使改革盡可能地符合公正原則。

一開始人們說，工人階級是進步的，現在又有人說，中產階級是進步的。我認為，所謂的中產階層或階級在現代中國是一個假問題。關于中產階級有兩種說法：第一，中產階級就是指中間收入者，不窮不富的人;第二，中產階級就是企業家，就等于是資產階級。以上兩種說法都不正確。中國人對中產階級有一個非常大的誤解，就是根本忽略了在西方民主化過程中產生的“中產階級”這個概念，它邏輯上到底指的是什么?是指資本家，還是指中等收入者?有誰能夠證明歐洲脫離中世紀走向近代憲政的時候，是所謂的橄欖型社會?大多數人都是中等收入者?或者大部分人都是企業家?

事實當然并非如此。其實，中產階級(middle class)的所指，根本不是窮人和富人之間的人，也不是指資本家，更不是指所謂的小資產階級。它指的是相對于歐洲中世紀兩大階層之外的一種中間等級——既不是農奴、也不是農奴主的人。簡單說，既不是農民也不是貴族的人是誰?市民，——既包括最窮的人，也包括最富的人，既包括無產者，又包括資本家。市民，自由民，就是布爾喬亞(Bourgeoisie)，最早是法語，“bour”就是“city”，其實就相當于英語的“citizen”。這里講的“Bourgeoisie”和當年的第三等級、中間等級基本上是同義詞，后來這個詞逐漸指資產階級了。

在法國大革命時，所謂的市民也包括無產者。馬克思說過中世紀市民是近代資產者和無產者的共祖，這個涉及到所謂民主的社會基礎的問題。一個社會如果就是領主和農奴組成的社會，那么這個社會不要說搞民主，就是通常的民族國家都不可能建立。道理很簡單，因為農奴主本身就是少數，而且是要對別人實行專制的。當然有人說農奴主(貴族)強大了就會制衡王權，出現“大憲章”什么的。如今，也確實有人把“大憲章”加以“現代化”的傾向。那時的“大憲章”，說穿了就是國王打不過一幫山大王，比我們的秦始皇固然窩囊，但不能說這窩囊國王就會變成華盛頓。山大王稱雄的時代當然說不上是君主專制國家，但也不能說更近于“憲政國家”，只能說那時幾乎就沒有“國家”，后來山大王衰落、王權強大了才有了“國家”，而再后來這個“國家”又演變成了憲政民主。但我們不能把這些過程都“簡化”為是山大王建立了民主。

貴族如此，農奴呢?農奴本身是貴族的附庸，國家對他意味著什么?農奴不向國家納稅，也不參與國家事務，就只知道他的主人好不好。所以在那種情況下，根本不可能有國民，更不要說有什么公民的問題。產生國民的第一步，就是要有大量的直接向國家納稅，同時又有參與國家事務愿望的那種人，就是納稅的第三等級。貴族是不納稅的，農奴也不納稅(只對他的主人有義務)。第三等級要向國家納稅，因此關心國家拿這個稅去干什么，國家的征稅權依據是什么，還會產生什么“無代表就不納稅”的想法，等等?？墒?，在中國歷史上并沒有歐洲中世紀那樣貴族與農奴構成的社會，所謂中間等級是何所指呢?把這套理論套到中國是什么意思呢?

中國從來就不是一個領主制的國家，從秦始皇時代就不允許領主和隸屬民這種關系有太大的發展。中國自古以來就搞中央集權，上面是皇帝，下面是編戶齊民，就是我說的“大共同體本位”狀態。如果把皇上當成“惟一的領主”，那編戶齊民無論貧富就都是他的“農奴”，這樣的話，中國沒有一個人是“中間等級”?？墒?，他們大多數卻是國家的納稅者!而如果不考慮對皇上的隸屬，只就民間的人際關系而論，那中國從秦始皇時代起就已經是典型的“中間等級社會”，無論窮人還是富人，因為他們都既不是農奴也不是農奴主嘛!如果硬要套這個說法，那就只能說：有專制皇帝，中國就連一個中產階級都沒有(所有人都是他的奴仆)，沒了專制，中國所有人都變成中產階級了(所有人都不互為主仆)。換句話說，在歐洲，形成中產階級是建立民主的條件。但在中國恰恰相反，從邏輯上講，建立民主是出現中產階級的條件!當然，這是本來意義上的“中產階級”。但如果說到中等收入者，那么我要說，兩極分化嚴重對任何社會都是一種不穩定因素，貧富懸殊的民主社會當然不易穩定，但貧富懸殊的專制社會難道就是穩定的?貧富懸殊條件下啟動民主當然有危險，但貧富懸殊條件下維持專制難道不危險?“有恒產者有恒心，無恒產者無恒心”，自古以來就是這個理，與民主不民主何干?中國歷史上一次次血流成河的天下大亂是怎么來的?難道都是因為搞了民主?所以我們當然要極力避免嚴重的兩極分化。我強調公平就是為此，但這與“民主的動力”無關。民主的動力的確應該是非主非奴的自由人、國家的納稅者，只要政治改革啟動，這種人中國從來就不缺。至于說什么窮人不喜歡民主，富人也不喜歡民主，只有不窮不富的人才喜歡民主，或者說只有資本家才喜歡民主，這既不符合邏輯，也不符合事實。

從自由主義邏輯出發，應該承認民主法制社會有利于資產階級的成熟(其實也有利于無產階級的成熟)，而市場經濟的繁榮有利于民主政治的穩定。但這與“民主要由老板們來開創”完全是兩回事。在哪個國家，民主是由一群老板來建立的?中東歐那么多國家不但出現了民主化，而且絕大多數20年來民主制度已經成熟穩定。但他們都是“先民主化、后私有化”的，民主化時他們的資本家在哪里?中東歐有些人受到西方“middle class”說法的影響，總想找出“劇變”的“中產階級根源”，在波蘭有所謂“工人就是中產階級”的理論，在捷克有所謂“七種中產階級”的說法。如果中產階級可以這樣定義，那中國的中產階級還不俯拾皆是?更有趣的是，一些人為了借“沒有中產階級就不能搞民主”說事，交替使用不同的定義巧為其說，如冼言先生，先把“中產階級”說成資本家，市場經濟不發達，他認為資本家太少，缺乏“中產階級”不能搞民主。市場經濟發達了，資本家多起來，打工仔自然也就多了，這時他又說兩極分化嚴重又不能搞民主，“中產階級”此時又成了“非資非無”的中等收入者。反正市場經濟發達不發達都不能搞民主，他要的就是這個。至于“中產階級”是誰，那是可以變來變去的!

所以我認為“非主非奴的自由人”的確是民主化的基礎，但這只對歐洲歷史有意義。在沒有領主制傳統的中國，皇權之下人人皆奴，離開皇權人人非奴，自由人的產生與民主化根本就是一回事。馬克思說，資產者與無產者都是民主革命的動力(據說到了社會主義革命，就只有后者才是動力了)，我倒更相信這個，當然不見得非要“革命”，他們同樣可以成為漸進的民主化的動力。

(文章來源： 《綠葉》09年第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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