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富與中國的大國地位

其實，民富本身就是目標?！案恢比缓蟆敖讨?。我們知道，促進富裕與文明的主體是民，不是官。民富不必非要與“大國地位”聯系在一起。本文已經論證“國強”有時是有害的，但這個目標對許多人仍有吸引力。在此，我們不妨擴展“大國”的內涵，增添民眾的權利、財富和文明程度、對權力的制約、法律的公正、社會的公平。這也算是“與世界接軌”吧。

古人很早就注意到社會財富的分配方式，并相信分配方式決定了國家的命運。戰國時期，七國爭雄，“王”與“霸”是當時各學派討論的一個主題。王者是道德的，霸者是武力的。兵書《魏繚子》大約寫于孟子時期，其中一章《戰威》說：“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睂⒁鰢闹T侯只顧充實自己的倉庫?！段嚎澴印愤€說：上層富得流油，下層卻像在漏斗中一樣沒有積蓄，那么，當災禍到來時，局勢必然不可挽救。

從民、士到大夫，官職越來越高，人數越來越少，而（諸侯的）倉府只屬于諸侯一人，他的近臣、宦官有機會盜用。魏繚子談的是立國基礎的深度和廣度，以民為立國之本。那時還沒有民主制度，統治的合法性在于國君的仁慈和百姓的富裕。好國君能夠讓“民”過上安穩日子。

在《荀子·王制》中有一段話與《魏繚子·戰威》的幾乎一樣，應當是英雄所見略同，其中一人引用了另一人。這個興亡公式或許有些簡單，但大致符合事實，不是儒家的空泛理想。兩書的作者都是現實主義者，生活在同一時代，看到同樣的國際局勢。在《王制》中，荀子說，如果國家富而百姓窮，國家“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他又說：“聚斂者，招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痹趹饑鴷r，國家間的競爭激烈，局勢有點像我們的現代世界，我們應該牢記他們的告誡。

古人不贊同政府干預經濟。比如蘇軾反對王安石改革。他說：“興利以富民，不如省事而民自富?！彼J為，只要政府不多事，百姓自然會富裕。蘇軾的這個觀點近似自由放任經濟學。政府只要好好照顧那些缺少自食其力之能力的人，而不是每一個窮人。窮人得到了權利就會富裕起來。官府的事情多了，百姓必然會貧窮。

目前的富民政策給貧困人口帶來了一線希望，讓中等收入者也可從中獲益，其切實穩步地推行也會給我們這個國家帶來新的希望。這個政策的另一好處是，在“盛世”和“大國”的喧囂之中，把目光引向國內大面積的、深度的貧困，可以幫助我們更準確地了解中國，也可在大國鼓噪者的太陽穴上抹一點清涼油，以收清醒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