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力/文
民富是國家存在的重要理由之一。在10月召開的中共中央十七屆五中全會上,“城鄉居民收入普遍較快增加”被定為今后五年的主要發展目標之一,民富因此成為當前的一個熱門話題。將民生作為中國共產黨的主要目標之一,這個政策值得慶賀。決策者們需要為政策調整做出極大的努力,前方并非全是坦途。中下層民眾已經為富裕生活奮斗了很多年,顯然,這是一個艱難的目標。
富民政策與強大國家
在上世紀80年代,“感謝黨的富民政策”是最常見的宣傳詞組之一。那時的“富民政策”其實很簡單,只是不再那么壓制“民”謀求富裕生活的愿望,官員不再那么恐懼“資本主義尾巴”。民不畏死,民畏貧窮。在長期貧困之后,人們有強烈的致富愿望:為了很少一點收入,為了改善家人的生活,各種“民工”含辛茹苦地勞作;長期貧窮和“人口紅利”制造了大量廉價勞動力,他們是中國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的最大推動力。
在30年辛勞之后,人們的生活有了改善,但小康對于其中的許多人來說仍然遙不可及。在很多情況下,貧窮不是人們自己的過錯,他們付出了勞動,卻沒有得到應得的收入和社會保障。新“富民政策”應該著力減少從他們那里拿走的財富。即使今后五年中國的財富總量不增加,僅僅更加公正的分配也足以使所有窮人脫貧。但是,不差錢并不會減少“富民”政策的艱難。
民富是一個很悠久的愿望。把“民富”與“國強”放在一起,大約出自漢朝歷史學家趙曄?!秴窃酱呵铩氛f:“民富國強,眾安道泰?!彼选懊瘛狈旁凇皣钡那懊?,把“民富”放在“國強”的前面?!皣憋@然指有形的政府,而不是現代那個無所不在的、形而上的神圣物。古人的頭腦很清醒,這是真正的以民為本。只有這個順序才能夠使民眾平安、價值體系安穩。
到了近代,大約受日本明治維新思想的影響,兩者的順序顛倒過來,變成了“國強民富”。這個顛倒反映了當時人們的迫切愿望,卻是有害的。在半個多世紀中,中國的民沒有富,國也沒有強;日本的國強了,卻在二戰中被打敗了。過于強大的“國家”必然危害國家——不僅是政府和官員。
此外,人們還往往忽視一個事實:“民富”與“國強”的目標經常是不一致的,而且不僅是先后順序的差異。在很多時候,民窮正是因為國強。強大的國家壓制了民眾創造財富的動力,如“文革”前后所看到的;或者民眾創造的財富可以被輕松拿走。只有當國家對人民負責,而不再是人民的重負時,民才可能真正富裕,社會才可能真正穩定,國家才可能真正繁榮。
由此,本文的標題“民富是國強之源”可能導致誤解:民富是為了國強。這個解讀顛倒了兩者的輕重順序。實際上,把國家放在人民之前,恰恰是導致民貧的原因之一。國家存在的理由應該是保護國民和他們的財富,國強是為了保護民富,保護社會公正。民眾創造財富卻不是為了供養官員。
歷史背景
這里介紹一小點歷史背景,也許有助于讀者理解我們今天的處境。
孔子是教育家和道德家,他提倡安貧樂道。但對于普通民眾,他沒有意識形態的束縛?!墩撜Z·子路》記載,孔子感嘆衛國人口眾多。冉有問,人多之后呢?孔子說:“富之?!比接性賳?,富了之后呢?孔子說:“教之?!睂τ诿癖?,孔子把富裕放在第一位。他不怕富裕的民眾。
儒家學說要求士大夫發揮道德模范作用,體恤民眾,不支持建立為所欲為的官府。因此,雖然有昏君的貪得無厭,有貪官污吏的橫征暴斂,但至少在指導思想上,中國歷代政府一般是不經營商業與民爭利的。官府的收入主要是稅賦。在政治清明的時候,官府很克制,允許民眾享有他們創造的大部分財富。這是中國在歷史上經常是世界最發達、最繁榮的地方的主要原因。
在另一方面,官僚機構限制了商業的發展,商人受到歧視,商業合同得不到法律的保護。在政治昏暗的時候,這個缺陷必然更加重創財源。因此,在王朝末年,經濟蕭條,財政崩潰。
在《中國經濟的長期表現》一書中,作者安格斯·麥迪森認為,中國人均生活水平在宋朝提高最快,在明清時期大約持平。在19世紀初,起源于英國的工業革命開始拉開西方與傳統農業社會之間的距離。他認為,從1820到1952年,中國在世界GDP的份額從1/3降到了1/20,實際人均收入從世界水平的90%下降了1/4。據托馬斯·羅斯基在 《戰前中國經濟的增長》中介紹的研究成果,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國的人均年產出增長率超過了1%,接近日本在1897-1931年的數字;私人消費上升了10%,年均0.5%。這在當時算是不錯的記錄。羅斯基的結論是:在1937年之前,中國經濟有“相當大的擴張”。此后的侵略和內戰使得民生凋敝。麥迪森愿意采信計劃經濟的數字。他認為,從1952到1978年,中國經濟有所增長,但在世界經濟中的比重卻繼續下降。由于民生被忽視,1978年的人均實際收入很可能低于1820年的水平。1978年之后,經濟增長迅速,政府變得非常富有和強大,但普通民眾的收入仍然提高有限。
麥迪森贊同韋伯和巴拉茲的研究結果,中國長期落后的原因主要在官府。國家主導經濟活動,而官僚使用權力時有很大的隨意性,百姓處于依附地位?!爸袊倭朋w制下的掠奪性的財政手段,以及潛在的司法審判上的隨意性,約束了資本主義發展,也抑制了人們的冒險精神?!?/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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