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制時代歷史浪漫化的誤區

問：現在不少學者認為中國崛起與中國傳統文化里的一些東西相關，尤其是科舉制度下的賢能體制，他們認為，在這種體制下，中國傳統社會相對比較平等，這有利于促進改革開放取得成就。另外還有人，比如《當中國統治世界》一書作者（英國人馬丁·雅克），認為中華文明有很優越的地方，比如朝貢體制就優于現代以民族國家為基礎的國際關系體系，因為它更為和平，而且他認為隨著中國崛起，圍繞中國的朝貢體系可能在亞洲復蘇等。你如何看待這種轉向傳統歷史的反思？

答：幾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學聽到過一位美國左派歷史學家的講演，他說，世界上有兩種全球化，一種是“好的全球化”，一種是“壞的全球化”，中國古代的進貢體制與明朝的鄭和下西洋，就是“好的全球化”，而現在西方的全球化就是壞的全球化。西方學者有這種看法并不奇怪，其實，當年伏爾泰為了反抗本國的專制，也曾經把遙遠中國的康熙時代描繪成人間天堂，他大談康熙的開明是為了給批判路易王朝的專制殘暴尋找一個美好的對比參照點，然而真正的康熙卻發生了最殘暴的文字獄卻不在他的關注之中。

這使我想到一個世界性的文化現象。即西方批判性的知識分子，往往會通過不自覺地美化傳統中國，通過一種移情作用，把傳統中國視為西方以外的另一個詩意的異邦，以此作為對西方社會文化進行批判的參照對象，事實上，傳統中國只不過是這位美國歷史學家的文化浪漫主義的心理投影，閉關自守、自我中心的天朝的朝貢制度，變成了牧歌式的烏托邦。在這位美國人眼里，鴉片戰爭以前的中國，幾乎成為世界上美好的國度。

而中國人又往往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聽到洋人對老祖宗的贊美，就會飄然起來，怡然接受這種對中國傳統的詩化的解釋。于是出現了洋人浪漫主義與中國自己的浪漫主義的相互強化與激蕩效應，他們會對我們說，看，連洋人也這么說！

事實上，這位洋教授最大的問題，是他完全忽視了結構比較對于文明研究問題的意義。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前資本主義歐洲，雖然表面上是分散的、小規模的共同體，然而這些小共同體所具有發展潛力與結構優勢，則是大一統的專制帝國望塵莫及的。此后，老大中國在西方資本主義文明的挑戰中節節失敗，實際上與其結構有關。

隨著改革開放以后經濟的增長與國力的上升，我們的報章上又不斷出現種種“我們老祖宗比你們強多了”的聲音。一位學者在上海一家刊物上發表的文章上居然說，前資本主義的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已經“超過美國”。這種用語之漫不經心，說明“好了傷，忘了痛”文化健忘癥如何深深植根于我們民族的心態中。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歷史的反思對于我們這個對自己文化從來就有著“審美定勢”的民族，有著更為重要的意義。

我們要特別注意當下中國知識界與企業家中出現了一種可以被稱之為歷史浪漫主義的思潮，他們為秦以后的專制大唱贊美歌。不久前，我在山東的一次會上，就聽一位學者說，中國傳統的帝國專制體制，從經濟學上看是一種“經濟效率很高”的體制。他用“要素市場”、“發達的消費市場”這樣一些現代經濟學的概念來附會到小農經濟社會上，而完全忽視專制國家對社會經濟自主性的壓抑。他們甚至不承認清王朝專制極端保守對于中國近代造成的災難后果。明朝礦稅監的殘暴對明朝經濟的消極影響，難道還不說明問題嗎？

為什么現在國內知識界中會出現這樣一種“新國家主義”思潮？我們要從文化心理上來分析，應該注意到，三十年來的改革開放，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與社會繁榮，中國人出現了一種民族自豪感，一種要求擺脫百年來以批判傳統為基調的價值追求，要求對自己的民族予以重新定位，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中國傳統的積極遺產的意義，不能再被民族自卑感壓抑，許多學者的學術旨趣就在從傳統歷史中尋找精神支柱的新基礎。他們要重新發現科舉的積極意義，他們對專制官僚制、對中國文化、對宗教的寬容等等均予以了強調，其心態就在于此。

要特別警惕中國人國民性中的一些消極因素回潮，國人自近代以來就表現出來的強烈虛驕心態，到了稍有發展就又會在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中死灰復燃，就是一個值得關注的問題。所謂的虛驕心理，就是在沒有真正的實力與國力的情況下，通過心理上的自居作用，來達到心理上的自我平衡與心理自我防御。甲午戰爭前后的清流黨，就是如此。中國人特有的虛驕心理之所以在改革三十年來在某些所謂精英中再次發作，與中國大陸文化的自我中心心理積淀有關，與近代屈辱感長期受到壓抑的情況下，在稍有緩解就急于宣泄的不自覺心態有關。更重要的是，中國人缺乏精神支柱，不得不把國家作為類宗教的精神支撐點有關。

那么，為什么中國人會通過歷史把國家當作精神支柱與信仰對象，并為此犧牲對歷史的求真，為什么作浪漫的解釋，來實現精神寄托？我認為，這與中國缺乏真正能承擔精神寄托的宗教有關，在意識形態淡出中國人的生活之后，中國人的民族認同與精神寄托不得不把歷史當作一種浪漫的寄托對象。換言之，明明是應該由宗教來承擔的信仰功能，現在不得不通過重新解讀甚至“改造”歷史的方式，來讓歷史承擔這種功能。生活于這樣一個缺乏宗教的文化中，人們對宗教的渴求，不得不通過歷史的宗教化來實現之，于是，在這些國人心目中，歷史變成了他們的宗教。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就是歷史不得不承擔求真以外的其他社會功能，從道德、教化、審美與意識形態功能，為了實現這些功能，中國人習慣于“求善重于求真”。習慣于讓歷史成為十三四歲的小女孩，來予以打扮。從解釋學角度來看，人們對歷史進行解釋時，他面對無數信息，但只對自己感興趣的某些信息做出反應。

這里我要特別強調的一點是，帝制中國古代社會的結構的宏觀穩定是以“安分敬制”制的方式來實現的，更具體地說，為了防止大一統的同質體社會“爭則亂，亂則窮”，中國統治者不得不通過“各守其分，不得相侵”的方式，以社會成員各自承擔的功能與角色地位，將其安排在“分”的等級中，并根據其在等級中的地位來分配其資源，以此來達到“求定息爭”的效果，中國的文化是“分”的文化，而“分”是以反競爭、反微觀多元個體的活力與自主性為基礎的，這是與多元自主性的競爭完全不同的文化，不談文化上的結構上的根本區別，而大談“老子過去比你們闊多了”，就如同把千百條小竹筏綁在一起，說成是我們早就是航空母艦一樣荒謬。

處于90年后的今天，我們當然不能像五四人士那樣，簡單化地把傳統一棍子打死，但決不能變成浪漫的歷史學者。因為歷史離開了真實，就不能提供智慧與啟示。

事實上，把歷史浪漫化，在二十世紀以來的歷史上，確實也是個普遍文化現象。有學者研究指出，梁啟超1902年反傳統的激進主義，認為專制主義只會導致中國亡國，中國必須全盤西化，到了1917年以后，他的看法則完全反了過來，他在《歐游心影錄》中認為，西方已經沒落，中國人必須回歸到中國傳統精神中去。他的這種文化轉向，正是因為中國面臨著兩重使命與兩重價值重疊的困擾：反省與批判傳統的價值，代表了現代化的使命，回歸與浪漫化傳統，代表著對現代化、世俗化后果的擔憂，從而不得不從缺乏宗教資源的中國的歷史中，通過對歷史文化的再解釋來滿足國人在無根狀態中的精神寄托。

在當今中國，對于近代以前的中國歷史，存在著兩種明顯不同的價值趨向，一種是沿著上世紀80年代啟蒙思潮而延續下來的價值趨向，批判專制主義與專制傳統文化，上接五四以來的反傳統，呼喚啟蒙與自由民主，對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抱有強烈的警覺意識，這不但與五四以來現代知識分子的批判精神有關，也與當下中國現實政治中仍然存在著大量的家長制專制現象的反思有關，更有一種道德批判的使命感。

另一方面，意識形態史學的消極后果還沒有得到清算與反省，歷史浪漫主義卻又由于其所具有的對國人精神真空的填補功能而進一步崛起。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正處于雙重價值關懷交叉的時期，生活在一個雙重價值重疊文化氣氛之中，社會上的自由派與新左派，文化保守主義、民族主義思潮各自所表述的價值關懷也同樣體現在我們近年來的學術討論之中。

西方文明對民主的貢獻

問：不少人開始認為西方民主模式已經沒有前途了。他們的論據之一是，西方的競爭式民主導致的是向選民無限制地承諾，無可避免地走向高福利國家，又因為不敢得罪選民，于是改革舉步維艱，你怎么看這樣的論點？更有甚者認為西方已經無可避免地走向衰弱，果真如此嗎，你怎么看西方模式的未來？

答：我承認，現代西方民主正面臨一系列挑戰，福山的《歷史的終結》與亨廷頓的《第三波》中表現的那種民主樂觀主義確實過于簡單了，如果說上世紀70年代以來的 “第三波民主”在發展中國家遇到的最大麻煩是民粹主義，那么在發達西方國家，民主的困境則來自于以一人一票的選戰為基礎的高福利主義，西方勞工階層手中的選票與強大的工會的壓力，往往使政客們不得不對選民報以高福利的承諾，任何不利于既定的福利主義好處的結構性改革都在這些國家難以進行，這就極大地影響了經濟效率的提升與維持。但這決不能成為我們幸災樂禍的理由，因為人家畢竟已經現代化了，更不能成為我們拒絕走向民主的擋箭牌，因為我們不是民主太多了。

多黨政治在現在的中國未必符合國情，但民主監督，非政治領域中的公民社會自由，應該是我們現在可以而且應該致力的目標。我有一個信念，那就是民主政治是人類進步的結晶，成熟的民主社會中出現的民主困境，可以通過多元的試錯機制來予以克服，西方文明為人類實現民主理想作出了自己的重要貢獻。在這一方面，我們中國人還是謙虛一些為好。

（作者為上海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復旦大學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特聘研究員，博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