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蕭功秦/文

中國模式的兩種用法

問：隨著中國經濟的崛起，“中國模式”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首先想請你談一下，你是否認同有一個中國模式？如果有，你怎么描述這個模式？

答：中國模式可以有兩種不同的用法。一種是意識形態層面的用語，人們用其來證明中國發展道路的優越性，以起到鼓舞人心與宣傳中國特色的現代化的作用。一些西方學者在反思西方經濟與社會困境時，往往把中國加以浪漫美化，以此作為參照物，來反思西方的毛病，這種西方的非主流思潮往往又與中國模式優勢論來呼應，形成當下“中國模式觀“的主流。另一種用法是中性的社會結構分類學用法，即從體制內部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角度，對這種由特殊歷史路徑發展起來的國家與社會結構予以客觀的學術定位，實事求是地考察其優勢、弱點、內在矛盾與發展前景。這種發展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模式，有助于我們深入地從學理層面來反思，深化對現行體制的認識，也有助于對國際學術領域中的發展政治學本身作出貢獻。

我在兩年前出版的 《中國大轉型：從發展政治學看中國改革》一書中，曾對發展政治學意義上的中國模式，提出自己的分析意見。我認為，改革開放以來形成的中國體制，三十年來已經具有了相對穩定性，從分類學角度看，其基本特點是一種特殊的國家與社會關系結構，即國家繼承了全能主義時代的歷史政治遺產，在保持強勢國家行政力量對社會的控制的基礎上，讓社會成員與企業獲得相當的經濟自主性。

一方面，在市場競爭機制下，企業、地方為自身利益競爭，活力得以釋放，與此同時，為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社會流動性增加，社會與文化領域獲得一定的自主空間；另一方面，國家又作為大家長，對社會經濟、政治與文化領域發揮著強勢的調控與引導作用。這樣，社會活力的釋放與國家的有效調控之間，就有可能達到一種新的均衡狀態。

更具體地說，一方面，由于中國采取了執政黨主導的維新路徑而不是革命路徑，是從全能主義體制中蛻變過來的，因此它保留著強勢國家行政能力的優勢，而經濟多元性與社會競爭力又提升了國家吸納財富的能力，國家對社會的動員能力就有了前所未有的物質基礎；另一方面，由于歷史路徑的制約，自主性的公民社會與文化發展相對滯后，社會在國家大家長的呵護下，自身能力始終沒有得到發育，甚至產生對國家的依賴，這反過來又不得不通過強化國家功能來解決社會自身功能不足，這種因果關聯進而又影響了社會自身的發展，這樣的體制也可以稱之為“強國家—弱社會”結構。

從政治學上分類，它是介乎于全能主義社會主義模式與發展中國家的威權主義模式之間的一種政治形態，我們也可以把它歸類為新威權主義中的一種特殊類型，也可以稱之為“后全能主義型的威權模式”。它是全能主義體制按維新方式歷史演進的結果，符合以上這兩個條件的國家，全世界只有兩個，因此也可以稱之為“中國——越南”模式。如果朝鮮也能大徹大悟，通過維新方式進行改革開放，會加入這一模式的國家行列之中，其他體制可以借鑒，但很難照搬。

要形成對經濟轉型與經濟增長極為重要的強勢組織力量，對于很多后發展國家來說是很向往的，但卻是很不容易的，而中國恰恰通過革命的全能主義向市場競爭體制的軟著陸，建立起一種既有強勢國家，又有充滿活力的企業的社會經濟領域的這種結構。

“后全能型新威權體制”的特殊優勢

問：為什么中國模式能發揮積極作用？怎樣看待越來越多的西方人士開始稱贊這種模式？

答：我曾訪問過歐洲的一個中等發達的國家，他們國家人均收入排全世界的二十幾位，比中國高得多，但我發現他們最大的城市卻基本上沒有高架，其他現代化設施也不如中國許多城市。后來才知道，該國財政收入的絕大部分都用在了醫療保健、全民免費教育、養老保險等社會福利事業上了。當他們想用國庫中所余不多的經費投入于公共建設事業，例如發展城市高速路時，就要面對無數擁有強大談判權的私有產權主人，他們會提出天文數字般的征地賠償款，政府與業主、工會談判的成本極高，因此不得不放棄計劃。

現在許多國家，包括許多中等發達國家，一方面，由于國家已經實行社會民主主義的高福利政策，社會產業已經高度私人化，因此也就陷入一種發展成本極高的困境之中。尤其是許多中等發達的、過去被稱之為“第二世界”的國家，它們遠沒有發達國家殖民地時代就積累下來的經濟實力，卻又超前地走上了高福利民主國家的發展道路，他們的發展困境就更為嚴重，實際上希臘債務危機就是這種困境的典型表現。

相對這些國家而言，中國模式的情況正好反過來，國家已經放棄了計劃經濟時代承擔的對城市居民的教育、醫療和勞保等超階段的高福利包袱，使國家在經濟起飛上可以輕裝上陣（我們姑且不論這樣做的利弊）。另一方面，土地仍然屬于全民或集體所有，這樣就使國家可以在國家引導的發展型威權體制下，實行現代化基本建設的低成本擴張，而各地政府被競爭激發起來的強烈的政績意識沖動，又使他們能運用全能主義時期建立起來的行政手段，以全民大動員方式來發展本地建設。由于土地基本上是公有的，法律上僅具有使用權的被征地的居民與農民，均不具充分的談判地位，地方政府進行圈地時，幾乎所向披靡，不會遇到多少麻煩。沒有一個國家能以這種來自全能主義時代的動員方式搞市場經濟。

可以說，中國的高速度體現了“后全能型新威權體制”的特殊優勢。這種“后全能型”的新威權主義，比起拉美型、東南亞型、南亞型威權主義，具有更強的剛性處理問題的能力與國家強力資源，從而能維持“低政治參與下的高資本投入”式的經濟發展。根據海外最新報道，瑞士洛桑國際管理學院（IMD）2010年度世界競爭力最新排行榜，中國排名第十八 （去年為第二十名），在金磚四國（BRIC）中，中國的競爭力繼續領先另外三國，巴西、俄羅斯與印度。中國去年的經濟增長率達8.7％，為全球之冠；反觀目前正深陷在主權債務危機中的歐盟國家，只有該區最大經濟體德國擠進前二十名。

可以說，這是迄今所有威權體制中，動員能力最強勢的一種權威主義。當西方人面對本國嚴重受阻的發展瓶頸，那些實現了高福利國策的西方國家，以及受戰亂之苦的第三世界國家，反過來羨慕中國的高效率，就可以理解了。

美國經濟學家科利分析韓國等東亞國家與中國臺灣地區何以能有發展優勢時，曾提出一個“凝聚性資本主義”的概念，此類國家和地區的特點是：一、發展趨向的政治聯盟發生在資本家與統治政權之間，有能干的官僚與企業家密切合作；二、經濟增長作為工作重點，把快速工業化設為國家目標；三、私人資本被動員起來致力于國家發展戰略；四、國家能有效地督導并控制勞工，勞工階級低度的政治參與，為發展的低成本運行作出了重要貢獻。

實際上，中國這種后全能型體制比“凝聚性資本主義”體制，具有更強大的動員與聚合社會資源的功能。這是因為，脫胎于革命全能體制的現體制，其滲透社會的能力，組織化的社會動員方式，與發展型意識形態資源相結合，成為引導社會走向市場經濟的重要社會化手段與資源，精英的遴選方式標準，從革命化標準，轉變為以發展為導向的技術官僚化并受執政黨的紀律的約束，凡此種種都成為中國模式的國家執行力的重要因素。從應對非典與汶川地震，從舉辦奧運到世博，全世界都看到中國模式的強大動員能力。

概括地說，許多發達國家與中等發達國家，甚至包括相當一部分發展中國家，都陷入了一種可以稱之為“民粹—福利主義”的困境，即民粹民主與福利主義這兩個因素相結合而產生的特殊發展陷阱。一方面，這些國家超前地實行了福利社會政策；另一方面，一人一票的民主制下，受益于福利政策的勞工大眾是巨大的票源，任何試圖拋棄福利主義政策而走向刺激競爭效率的古典自由主義政客，將被視為保守派。議員與政客們為了獲得大眾巨額選票，不得不滿足普羅大眾的福利要求而犧牲經濟效率，領導者不得不用過分的平均與福利承諾換取大眾的政治支持。

即使力圖改變這一現狀的政治家，他們一旦掌權，就會發現自己受到很多限制，無法制定并實行合理的產業政策，反對黨又“虎視眈眈”，會對其改革構成壓力。議會中受到強勢壟斷集團的阻力。無法全力同時追求發展經濟、提高福利、結構改革等多種目標，也無法保障政策的長期性和一致性。當需要結構性的改革來解決貧富不均時，這樣的政府實際上是弱勢政府。相對于上述國家，中國模式具有威權式的調控與效率至上的特點，在發展的一定時期，確實也有著特殊優勢。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中國模式的優勢，決不是毛澤東的全能主義社會主義體制的優勢，而是發展型國家的威權體制的優勢，是開明專制式的發展路徑的優勢。

當許多國外人士深切地感受到民粹主義民主與高福利主義之苦時，當他們把本國“民粹福利”體制與中國模式動員能力相對比時，他們稱贊中國就可以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