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模式的弱勢與不足

問：現在存在一個很大的觀念迷惑，中國的威權模式變成了一個全世界追捧的香餑餑，我們到底該對這種模式秉持什么樣的態度？

答：正如前述，作為中國模式的這種權威體制，是從“只有國家沒有社會”的全能體制中演變過來的，這種體制在改革開放以前，就先天不足地缺乏體制內對官僚的監督，而在改革以后，公民社會仍然極度缺乏。體制內外均缺乏對權力的制衡與約束。

這種體制的弱勢在于社會對國家的制衡能力弱化，官僚體制自利行為難以通過社會制約來糾正，社會反彈往往被解釋為不穩定因素，國家有足夠的強勢通過抑制社會自主性來持續結構的平衡，在一定條件下，有可能陷入一種路徑鎖定狀態。

最近中國青年報報道了這樣一件事，大同市公安局礦區分局局長高建勛，在其擔任大同市公安局經偵支隊支隊長職務期間，曾向民營企業家張志斌索賄200萬元未果后將其逮捕，并對他說，“你總歸還是得見我吧，拿200萬那么難啊”。高稱其在檢察院有人，至少能判他個無期。于是炮制一起冤假令張志斌被羈押900多天的錯案。這位企業家的2000多萬元資產也被非法賤賣。高建勛卻因此而獲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此事由于山西大同市部分官員因5年前瞞報礦難近日紛紛落馬，而被曝光。這樣的事決非個別，我們應該看到我們體制的缺陷。

這是一種“極強國家—極弱社會”型的結構。因此，如果正常的“高頻、低強度”減震機制無法形成，任其發展下去，總會出現一種在社會沖突論上所稱的“低頻度高強度”社會沖突與政治參與爆炸。

其次，由于公民社會缺乏，原先由社會承接的社會功能，如教育與文化，均由強勢國家包下來，國家官僚具有天然的行政化功利化傾向性，這就使中國的教育、文化等社會精神文明建設方面受制于行政化官僚約束，社會利益多元化不能通過公民社會來調節，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行政官僚的“保姆”對文化教育的強控制，也勢必對這個民族手社會原生態的文化創造力產生消極影響。這種不正常正說明我們體制的嚴重缺陷。我們的問題太多了，現在還遠沒有到達需要我們的文人無原則地歌功頌德的時代。

第三，是“國富民窮”的陷阱。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政府對經濟的過度參與，抑制了勞動收入的提高，例如，政府通過壟斷土地資源，通過賣地就可以輕易獲得巨額收入，并轉化為天文數字般的高房價，這實際上是不自覺地對老百姓的變相“剝奪”，而百姓只能望房興嘆，無能為力。這種“國富民窮”局面如果不改變，連拉動消費都很困難，更不用說全民幸福時代來臨了。因此，只有在制度上建立一種有效防止國有壟斷的機制，以及防止腐敗的機制，健全法制，在非政治領域發展公民社會的自由，發展民間社會的自主性，才能有效防范地方政治中出現“類蘇丹式”現象的泛濫，這一點是中國面臨的最嚴重挑戰。

不要把建國后的前三十年浪漫化

問：與國外追捧的同時，國內知識界出現一種思潮，覺得西方民主其實問題很多，而中國有很多優勢，主張全面反思改革開放的前三十年，比如認為那時候我們的醫療很好，基礎教育水平很高，用國家力量實現了工業的積累，為后來的改革開放奠定了基礎，又比如那時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社會更為平等，而且前三十年的經濟增長 率 也 挺 高 （1952-1980年 為6.25%）。（在《中國模式——解讀人民共和國的60年》一書中有集中展示）。如何看待這種現象？是不是我們真的忽視了前三十年的成就？

答：建國后前三十年包括“文革”的體制，可以概括為蘇聯斯大林模式的“加強版”，這種計劃經濟模式有四大弊端。

一是抑制了人類的最基本的一種競爭能力，即微觀個體在經濟活動中激發的活力，大鍋飯體制缺乏激勵機制，使社會成員缺乏生產積極性，從而使整個社會在宏觀上陷入經濟的停滯與絕對的均貧狀態。在某些地區，兩個強勞動力每日工分值相加，不夠老母雞生一個蛋 （當時一枚蛋是0.11元，而工分僅為0.05元）。根據1980年農業部的統計，到1978年，全國農民人均收入不過74.67元。

其次，在指令計劃體制下，計劃制定者與決策者的信息獲取能力與處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無法應付一個龐大社會如此復雜與多樣并不斷變動的各種社會需求，這就注定了難以制定合理周全的計劃。更有甚者，計劃者的烏托邦沖動得不到任何抑制，這給社會造成的災難就可能嚴重到后人難以想象的地步。

第三，計劃體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計劃經濟所承擔的社會調節的功能，是由計劃經濟下的官僚來承擔，所以官僚的數量就非常龐大，而且官僚主義本身必然會產生的問題，又被毛澤東認為是公有制以外的資產階級影響所造成的。于是從這一錯誤判斷出發，就會產生“文革”發動者的全面專政的觀念。

第四，極“左”思潮的經濟基礎就是計劃體制，沒有計劃體制，極“左”災難連一分鐘都推行不下去。因為正是這一體制，剝奪了人們用腳投票的權利，它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當然其結果就會使極“左”思潮走到了極端，也使得這種現代化的選擇遭到了失敗。極“左”思潮的災難性的后果，引起了全中國人與執政黨精英的常識理性的覺醒，中國開始走上改革開放的道路，這是全中國人民的歷史選擇。

有人要“全面反思三十年”，理由是，那時的醫療很好，基礎教育水平很高，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用國家力量實現了工業的積累，那時候社會更為平等，而且前三十年的經濟增長率也挺高，等等。說這些話的人無疑是天下最徹底的文化浪漫主義者，我勸這些可愛的浪漫主義者去讀一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告別饑餓》一書，這是由四位新華社記者于1980年考察西北農村后送交中南海的一份內參報告，正是這份塵封的報告中揭示的農民兄弟一貧如洗的凄苦生活，為求生存而與地方政府的尖銳沖突，使中央痛下改革開放的決心。當年胡耀邦正是讀了這份報告三天以后，親自從北京風塵仆仆去六盤山核查。這本書中記載了一位山西農民心酸的話：“公社把我們農民像牲口一樣死死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卻不給草料吃，又不讓我們去找草料吃……”這本書扉頁上寫著 “歷史的真實是哺育我們民族的最可貴的乳汁”。

如果說“文革”有什么積極意義，那就是它把烏托邦推向極端化、漫畫化，從反面教育了中國人，成為中國改革開放初期一個十分有利的因素，是現代化成為社會各階層的普遍共識，無須動員，包括凡是派也想通過經濟增長來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如同久渴的人們渴望水一樣，極“左”時代的“文革”災難如同鐘擺效應一樣，使國人提前半個世紀，從這種烏托邦迷思中覺醒過來。

當然，舊體制的歷史遺產帶給改革的意想不到的好處是有的，首先，在缺乏外部投資的情況下，通過土改，通過工農業剪刀差，在使農民承受低水平生活二十多年的情況下，從農民那里取得巨額的財富來進行工業投資，把工業投資形成的工業建設成為國家經濟起步的基礎，從而避免了依賴外資來實現工業化的拉美式的依賴性發展的歷史道路。

其次，毛澤東時代低生活水平與市場化經濟收入的反差，在市場競爭初期，形成的勞動者對于遠低于國際勞工平均工資的低報酬的普遍相對滿足感，可以大大促進投資進入中國。中國勞動者之所以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承受這樣的低報酬，是因為改革以前太窮了，改革以前的極低生活水平，使中國勞動者尤其是農民工通過縱向比較，產生相對滿足感，也使大眾滿足于現有的并不太高的工資與生活條件，形成低成本與低價格競爭優勢。

第三，改革前的全能主義舊體制對社會自主性的鏟除，形成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國家強勢力量，當革命烏托邦的極“左”意識形態在思想解放過程中被否定之后，這種強勢國家的組織力量被引向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利用它的強制性特點來進行變革，較少受到社會的阻力。例如土地基本上是國有的，是無償供給的。在許多后發展國家因缺乏國家權威而受苦之時，中國卻由于告別烏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國家而深得好處。

政黨到對社會經濟活動與組織的功能貢獻，良好的職業化的官僚是經濟增長的重要條件。中國動員性的組織，在發展計劃方面反而有點像戰爭動員，意識形態轉型后的新功能：較高素質的廉價勞動力。訓練有素的官員等等，這些都是全能主義體制的歷史遺產，通過舊瓶裝新酒，對改革開放后的現代化有積極作用，這決不意味著舊體制本身是值得肯定的。

單是這筆全能主義遺產，并不能導向中國經濟的繁榮與發展。正如陳志武所指出的，經過200多年工業革命的發展，到1978年的時候，西方那么多成熟的工業生產技術，都等在中國的門口，只要中國愿意開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貿易秩序，同時也愿意引進這些技術，那么這個所謂的后發優勢，確確實實可以很快地體現出來。

換言之，原先用來推進激進的平均主義計劃經濟的組織性國家，在三十年以后，轉過來發展市場經濟，并在經濟轉型與發展中產生新的功能，這并非毛澤東搞三大改造時所預想的，這也只能說是一種 “人算不如天算”。我們決不能把改革的成功看作是全能主義烏托邦計劃體制的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