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改革的最終目標是實現善治（1）
經濟觀察報 記者 馬國川 不久之前，中共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的一篇署名文章——《民主是個好東西》——引起海內外輿論的強烈關注。俞可平的特殊身份，以及文章對民主正面、直接的肯定，為人們營造了巨大的想象空間?！懊裰魇莻€好東西”一時成為流行語。
今年49歲的俞可平出生于浙江紹興，初中畢業后就在農村的生產隊里參加勞動，并做過生產隊干部。1977年高考恢復后，“不脫產復習”的俞可平考入紹興師專（現紹興文理學院），畢業后，先在廈門大學讀哲學碩士，后在北京大學讀國際政治關系專業博士。取得博士學位后，俞可平選擇留在北大，不久調入中共中央編譯局。
俞可平重視中國現實政治問題，先后提出“增量政治改革”與“增量民主”等概念，在學術界引起廣泛影響。至今已出版 《增量民主與善治》、《權利政治與公益政治》、《全球化與國家主權》、《治理與善治》、《中國公民社會的興起與治理的變遷》、《民主與陀螺》等多部著作。
《民主是個好東西》是俞可平在2006年10月出版的同名訪談集的自序，《北京日報》首次刊登后，新華網及人民網轉載，中共中央黨?！秾W習時報》轉載，被認為是“開民智”、“開官智”之舉。而這篇文章掀起的爭論，一直持續到今天。俞可平成了公眾人物，成為媒體追逐的對象，但在發表《民主是個好東西》后，他卻主動遠離了公眾視野。
值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俞可平接受本報記者專訪，從治理變遷的角度，闡述他眼中的中國改革以及改革的未來。值得關注的是，俞可平重申，民主、自由、人權、法治、憲政等等觀念，無論是源于中國傳統思想，還是源于馬克思主義理論或西方政治思想，它們都深刻地體現著人類社會的核心價值。他說，中國民主治理的所有重大進步，都離不開學習和借鑒國外先進的政治文明成果。
我們認為，俞可平先生的這些論述，有助于澄清當前的許多混亂思維。
中國改革就是一場治理改革
經濟觀察報：作為一個政治學者，你如何評價中國改革三十年？
俞可平：這是一個宏大的話題，我想，我們可以從治理變遷的角度來考察中國改革三十年。從政治學意義上說，所謂治理指的是公共權威為實現公共利益而進行的管理活動和管理過程。
經濟觀察報：治理與統治有什么不同？
俞可平：兩者既有相通之處，也有實質性的區別。它們的實質性區別之一在于，統治的主體只能是政府權力機關，而治理的主體可以是政府組織，也可以是非政府的其他組織，或政府與民間的聯合組織；統治的著眼點是政府自身，而治理的著眼點則是整個社會；治理行為是一種政治行為，體現著一定的政治價值，但與統治行為相比，治理行為的工具性因素要重于其價值性因素。
經濟觀察報：也就是說，在社會政治生活中，治理是一種偏重于技術性的政治行為。
俞可平：對。不同政治制度下的政府都希望有更高的行政效率，更低的行政成本，更好的公共服務，更多的公民支持。換言之，各國政府都希望有更好的治理，中國也不例外。
經濟觀察報：這樣看來，中國改革就是一場治理改革。
俞可平：確實如此。治理改革是政治改革的重要內容，治理體制也是政治體制的重要內容。從改革的源頭來看，中國的整個改革開放事業源自三十年前的一場政治改革。被當作改革開放標志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實際上就是中共發動的一場政治改革。三中全會調整了中共的權力結構，重新確立了黨的政治路線和工作重心。沒有這一政治改革，就不可能有隨后的經濟體制改革。
經濟觀察報：但是很多人認為，中國的改革主要是經濟體制的改革，政治體制基本沒有變化。
俞可平：這是一種誤解。中國的政治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治理改革。確實，中國的政治改革不是許多西方學者理解的政治體制改革，這種改革不涉及基本政治框架的變動，它是一種以政府治理或政府管理體制為重點內容的改革。所以，一方面，中國政府不斷重申不照搬以多黨制和三權分立為主要特征的西方政治模式；另一方面，又十分強調政治改革，特別是以行政管理體制為核心內容的政府治理改革。
而且，隨著經濟體制的根本性變革，中國的政治體制也在進行著深刻的改革。政治體制對于經濟發展的作用，在中國要比在西方國家大得多。沒有政治體制的改革，不可能有經濟體制的改革，這是中國改革的一條基本經驗。鄧小平非常清楚這一點，他說：“只搞經濟體制改革，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通，因為首先遇到人的障礙。事情要人來做，你提倡放權，他那里收權，你有什么辦法？從這個角度來講，我們所有的改革最終能不能成功，還是取決于政治體制的改革?！爆F在我們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到，中國的改革開放過程，是一個包括社會的經濟生活、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在內的整體性社會變遷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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