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非常清晰的邏輯是：居民報酬占GDP比例下降，所以消費對GDP增長的貢獻持續下降。前文已經闡述清楚這么一個道理：未來的經濟增長必須首先依靠內需增長，而內需增長的源泉又在于居民報酬變化。所以，從2010年開始，我們從中央決策層面反復聽見“收入分配體制改革”這樣一個名詞。與之聯系的，是諸如“穩定的工資增長機制”的一系列措施。

對老百姓來說，GDP目標增速下降還真成了利好。這個利好不是經濟增速下降本身帶來的，而是國家戰略由此發生變化帶來的。

一方面，住戶部門報酬占GDP這個總蛋糕的比例必須增長。術語叫初次分配改革，老百姓、企業和政府三家切蛋糕的辦法要變。老百姓比例要提高，這件事將發生在蛋糕持續增大的過程中，意味著住戶部門報酬增速有望提速。

另一方面，住戶部門內部的收入結構要變。經過近三十年的長跑，中國貧富差距逐漸越來越大。經濟學里面有一個定理叫邊際消費傾向遞減，同樣是收入增加1000塊，富人和窮人拿著這些錢不同花法的。前者可能只拿出其中100塊來買東西，剩下900全去做了投資；后者則很可能拿出其中900來買東西，剩下100去做儲蓄。所以，收入分配體制改革的第一受益者將是最底層的勞動者。事實上，過去兩年，農民和農村收入增長已經快過城鎮。農民工收入增長幅度遠大于城市白領，廣州保姆的收入在過去三年時間里翻了一倍。社會收入結構越底層的勞動者，受益的幅度越大。收入增速的變化會影響消費結構，所以2010年縣城的社會消費品零售增幅遠遠大于城市社會消費品零售增幅。

對老百姓來說，尤其是收入金字塔下部的普羅大眾，GDP目標增速下降是值得慶幸的好事。

經濟增速下降， 對企業影響如何？

經濟增速下滑，很多人擔心會帶來一系列的負面結果。有測算，中國的潛在GDP增速為8%，低于這個數，將會帶來失業增加和經濟結構的不穩定。如何回答這個問題，或許還是應該讓經驗和數據來說話。

1960年到1980年間，日本經濟增長平均增速為14.95%。1981年-1990年間，日本經濟增長平均增速下降至6.21%。日本所有行業的營業利潤總額有沒有出現明顯回落呢？我們選取日本所有行業（除去金融和保險）季度營業利潤來考量，考慮到季節波動，我們把數據進行移動平均。結果表明，企業盈利從1980年初的6.1萬億日元一路上升至1990年初的11.1萬億日元。增長異常穩定，并未出現大幅波動。

為何會出現這樣的結果？要知道，經濟增速下降了近一半！很可能，這與經濟轉型成功有關，日本成功實現了啟動內需。

回到中國的問題上，如果我們能順利啟動內需，如果當前已經呈現的消費熱潮能夠繼續，那么我們完全應該對未來的增長充滿信心。大規模企業倒閉不會出現在中國大地。其實，如果偷點懶的話，我們應該相信：如此重要的轉型，中國政府一定早已權衡多時。這么多年來，中國的改革進程從來都是穩妥推進，貿然將這么大一個經濟體驅趕至危險的境地，這是任何一個政治家都不敢輕易做出的冒險。

對于國家，對于中國經濟，我們有理由保持足夠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