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貨幣退出的差異(3)

差異的背后

上述中美貨幣調控的三大差別，原因一是危機的沖擊程度不同。

美國金融損失遠大于經濟損失，金融損失成功外溢，對本國實體經濟傳導有限。因此美國當務之急是使金融體系回歸常態。而危機延誤了中國結構化改革進程，讓中國的增長模式更顯不均衡，轉型任務更甚；二是金融市場發達程度不同。

借助發達的金融市場，美聯儲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主要是通過市場交易活動來完成，如美聯儲在運用再貼現政策和開展公開市場業務時，均是以資金交易主體的身份來進行，而不是依仗其中央銀行特殊的地位，用行政命令方式來實現。此外，當美聯儲的貨幣政策取向一經確定，各種間接調控的政策工具便有機聯動，互相配合。中國金融市場發育晚，各市場間人為割裂，調控模式和傳導機制僵硬。

經濟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系統。退出已成綜合國力的較量。相比美國，中國的貨幣政策調控目標更復雜，且這些調控目標實現路徑并不完全一致，甚至互相沖突。這種狀況更凸現了當前貨幣調控手段和方式的單調，以至于任何一種措施都讓市場直接臆想到加息。

這種單兵突進式的貨幣政策工具勢必孤掌難鳴。其一，針對當前的經濟狀況所制定的貨幣政策與實際經濟運行之間存在著時間不一致性問題。其二，容易造成大收大放，使公眾難以形成穩定預期，“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或者倒逼修正政策，造成政策大起大落。

中國是一個市場化程度還不夠高的國家，更需要諸多政策工具的配套運用，爭取政策協同。一方面，央行要改進“窗口指導”，將真實的貨幣政策告訴公眾，是松的，還是緊的，或者中性的。松，松到什么程度；緊，緊到什么程度，以正確引導公眾合理調整行為，形成良性互動。

另一方面，價格型和數量型貨幣政策工具不可過度分割運用，使得貨幣調控有“跛行”之嫌。數量型工具有利于總量調控，價格型有利于結構調控。貨幣環境既存在總量調控的問題．也存在結構調整的問題。在利率上調空間鎖定的情況下，加速人民幣利率市場化改革步伐可以起到替代加息或提供更多加息空間的作用，還可在匯改方面為宏觀調控帶來更廣闊的空間，如采取更靈活的人民幣匯率政策，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向海外投資者發行更多的人民幣投資工具等。最后，這種配套性還表現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消費政策、投融資政策的協調運用上。

（作者史晨昱系工行投行研究中心副處長，經濟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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