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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鵬：擱置結構性議題，搶占金融、氣候國際新秩序當中的主導權
最大風險來自于雙方國內環境變化
經濟觀察報：進入2010年，中美關系的開頭可以說非常不順，有人甚至預測2010年是中美關系的風險年，您認為這種風險來自何方？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美國研究所所長袁鵬：最主要的是幾個不利的因素。一是中美兩國內部的環境因素。
美國中期選舉是今年兩國關系中的一個很大變量。美國國內的政治因素應該會起到一定的作用?；趪鴥日蔚目紤]，國內就業與經濟，以及黨派在人權宗教方面的考慮，奧巴馬政府可能在這幾個方面會對中國施加一定的壓力。2009年各方面的壓力就會小一些。
另外，中國的國內政治壓力也出現了變化。中國近兩年來最大的一個變化，就是國內民意，網民對于外交的影響也越來越大。中國國內也彌漫著一股與中國硬碰硬的潮流，這股潮流，有的時候，也推著中國政府往前走。所以，這兩國國內政治的氣氛是09年不曾出現的，或者出現得沒有這種強烈的。這個我認為，是很大的一個不確定因素。
第二個方面，就是有一些具體的事件推動。例如對臺軍號售與會見達賴，這都是美國可能會去做，我們必須去反應的事情。那么，美國將會采取什么樣的方式去做，中方將會如何反映，雙方的互動如何展開，搞不好也會沖擊兩國關系的大局。
第三個方面，就是美國經濟方面。美國強調經濟要實現產業結構的調整與轉型，要加強出口導向，加強實體經濟，這樣一來，就必然會對中國和亞太地區的出口要加強。同時，對中國對美的出口要提高價碼，這樣使得中美過去經貿的互補性的因素有所削弱 ，競爭性有所加強。特別是在人民幣的匯率問題上，過去的政治意義上的炒作上升到真正經濟意義上壓力。匯率的壓力也會增加。
加上，2010年還有若干涉及中美的第三方的因素，逼使著中美表態，比如說，伊朗，阿富汗，朝鮮和緬甸問題，這都接踵而來，雙方在這些方面如何合作。
還有，在新一屆的氣候變化峰會，以及四月份的核安全峰會上，中美如何表態，所以這個點還是很多的。
經濟觀察報：從2009年經濟危機之后，在這個時期，中國政府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的處理，都有所保留。有人說，中國政府在氣勢上有點弱，在外交上需要“補鈣”？您是如何看待中國政府目前的反應行為的？
袁鵬：我認為，中國目前還是在克制中有所反擊，這個還是很明顯的，比以前來說，顯示得更加強硬一些，比如說力拓案，阿克毛案，還有就是谷歌事件等。中方現在還是呈現出一種相對比較強勢的態度。
于是，就出現了兩種效果。一是民間似乎還覺得比較過癮。二是，國外的反應就不大一樣。所以，下一步，如何平衡國際與國內兩股不同逆向發展的民情與輿情，就給外交部下一步的外交決策也帶來了壓力。
經濟觀察報：如何看待現在中國民意對于政府外交決策的影響？
袁鵬：后奧運時代有三件大事使得民意有些甚囂塵上，一個是奧運，一個是建國六十周年，還有一個就是金融海嘯以后，中國一枝獨秀，這三件事使得中國人民族自尊心與自豪感空前的高漲。這樣，使得過去一些比較常規一些的動作，對臺軍售，見達賴，就變成了一個不可容忍的程度了。
經濟觀察報：如果這樣的情緒主導了中國外交，會產生什么樣后果？
袁鵬：一方面，我們對美外交還沒有做好全面攤牌的準備，沒有一個綜合性的手段可以去對抗美國，另一方面，西方美國也沒有做好準備，美國沒有準備將這些司空見慣的手段上升到戰略的高度。
這種雙方的不適應，可能會產生一些問題的。因為軍售與達賴的問題是一個結構性的問題，不是短期內能夠解決的，必須要講策略，配套與平衡，還得將其放在中國的戰略的機遇期與大戰略的高度來看待這幾個個案，不能因為這幾個個案而影響你的大局。所以，這個時候，沉得住氣是2010年中國外交的最大考驗。不僅僅是考驗中國外交，也是考驗中國的民意。
只有沉得住氣，心平氣和地去看待一些問題，才會將軍售與達賴問題放入到一個合理的架構和位置上去。他雖然沖擊了中國的核心利益，但是核心利益在不同的時段，不同的領域，其內涵是不一樣的。雖然說對臺是中國的核心利益，但是其在某一些階段，它可能就要服從更大的核心利益。因為我認為，當前我們的核心利益應該是抓住機遇，在國際金融秩序的重建（G20）與國際氣候秩序的重建過程當中占得先機。墨西哥峰會上，我們要利用我們占得的先機去搶占我們新的新秩序當中的主導權。
這兩個大政治不考慮了，而只盯著那幾個事，從而把中美關系逼到一個墻角。最后，由于中美的不合作，導致在新一輪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洗牌當中占得先機，這倒不一定符合中國的根本利益。
貿易問題是一個坎
經濟觀察報：貿易摩擦在2009年就在中美關系的風險中占據很大的一部分，那么今年貿易摩擦在在中美關系的風險中，占了多大的成分？
袁鵬：貿易我覺得是實實在在的。貿易我覺得今年是一個坎。我覺得軍售與達賴這個坎能過去，是因為其負面的影響是可以預期的。但貿易這方面，有一種不可預期性。
一方面，我們對美國國內整個的產業轉型現在還看得不是很清楚，其新能源和其他產業政策到底是作為口號來談，還是在前面的導向。這方面，我們要根據2010年，法案的推進去觀察。這方面，如果沒有做很準確的判斷的話，就很難對中美經貿關系的調整，得出一個很清晰的結論。
第二，是關于人民幣匯率問題?，F在美國現在朝野已經首次形成共識，以及美國與西方形成了統一戰線，此前只是一幫人在討論，這在變成了一個共同戰略意義，這個壓力能否頂得住。
壓升值的問題在2010年會從一種政治問題，現在變成了經濟議題，從而成為一個實實在在產生影響的問題。因為美國經過其過去一年的救市，其效果并不是很好，原來把責任放到華爾街身上，但后來華爾街搞完了也不行，就回歸到了中國，在這種困難的時候，還能夠保8，一正一反兩個方面，讓很多領軍的人物都認為，人民幣確實應該升值。他們真切地認為人民幣是個問題，過去還沒有那么強烈。這樣來說的話，人民幣問題還真是一個坎。如果在人民幣的問題上出現一些變數的話，經貿關系會有。
當然，經貿關系的變化也不會出現一個全面的逆轉，因為雙方的經貿額是這么大。整體結構，中只占3%，這是個苗頭。
谷歌事件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插曲
經濟觀察報：雖然過去有一段時間了，但是回過頭來看，您對“谷歌”事件有什么看法？
袁鵬：這個事情背后有兩層（原因）。
一層是網絡經濟，美國21世紀經濟的發展，一方面靠新能源，另一方面靠新網絡，民主黨在90年代可以說是通過IT引領了世界經濟的發展，而新的民主黨領導，在21世紀初也希望通過新的網絡經濟來配合綠色經濟來引領世界經濟，因此，其對網絡的投入與研發，以及對硅谷 網絡公司的支持都是很大的，因此，那些網絡公司也是民主黨主要的金主。谷歌在中國能否謀利？這是經濟方面的考慮。
第二層是政治的考量，能過網絡的手段來使中國的社會發生變化，此前美國采取過政治的手段，使得中國西化，不大成功，因為中國的政治家還是立場堅定的，中產階段大部分也是愛國愛黨?，F在美國政府投入很大精力，能過網絡來影響中國的年輕人，網民，和底面，這個中國政府無法控制。這一塊，是美國的戰略的手法。從它在伊朗，緬甸，也是通過網絡的方式，也是通過網絡的方式來影響一個國家的國內政治，這方面，還應該作為其新的對外戰略 的手段，這是其對外戰略的一個手段。
那么，通過這兩個事件來看，谷歌事件不是一個單純的公司案例，這與美國的戰略是高度捆綁在一起的。在中國政府的這種強烈反對的情況下，美國也在反思，調整，谷歌宣布，沒有退出就是一個標志。
經濟觀察報：那么就“谷歌”問題而言，接下來會怎么發展？對中美關系的發展會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袁鵬：這覺得這個事情應該是一個插曲，因為在這次谷歌事件當中是一個試探，在這次試探中，中國政府還是保持了非常冷靜和原則的立場。而且也看出來了，如果在網絡方面，與中國硬碰硬的話，最后的結果不就是退出。最后退出的結果不僅是失去了中國的市場，失去了影響中國政治的空間。經過這輪試探之后，他還是決定留下來，留 下來他只能在技術上做一些修補與調整。
但是這個插曲可能是一個意味深長的插曲，是一個階段性插曲，但也可能是下一個長時代的開始，所以這個時候，中國政府通過這個事件需要重新審視一下美國的對華戰略，過去的一些傳統的方式都不大奏效，可以說，美國也在思考處理對華戰略的新方式。
中國外交國際環境的新挑戰
經濟觀察報：在氣候談判的問題上，哥本哈根峰會上，美國與歐洲的學者和媒體將箭頭直指中國，而事實上，我們已經承擔了相應的責任，那么美國和歐洲的這種行為是否可以稱為在在合圍中國？是否會對中國的外交和國際輿論環境產生不利的影響？
袁鵬：對。我認為哥本哈根之后，氣候變化的國際格局出現了變化。之前是中美合作是主流，而現在由于中美的合作出現了裂痕，給美歐之間合作提供了一個機會。同時，也給其他的國家也看到了G2的不現實性，給他們做工作的空間。
所以我覺得，中美之間應該如何相處真正的考驗是在G20和氣候變化峰會上。我倒不覺得軍售與達賴是一個考驗。我始終將其看作為一個技術問題。美國其實也看到了這個。全世界都看到。
現在正是國際體系深刻變遷的時代，我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要在這些變化當中搶攤守點。而2009年，中美關系之所以好，就是因為抓大放小。沒有拘泥于人權、宗教等傳統問題，而把重點放在經濟危機，氣候變化，反恐合作這些大的方面，體現了中美兩個大國應有的份量與不同。那么，如果說，2010年，不繼續這種精神，由于2009年哥本哈根會議的沒有取得效果，墨西哥峰會再一拖再拖的話，可能全球的矛盾就將集中在中美兩國身上。
由于美國是一個“超霸”，有資本就挨罵，而中國是在將起未起之間，如果此時發生這樣的事情，那壓力就很大了。
我覺得還是應該將那些傳統的問題淡化，將精力趕快騰出來迎接中美在這幾個峰會上的合作與協調，造成一個中美合作的不可逆轉之勢，這個由于中美的態勢，可以壓制很多對于中國不利的因素，包括東盟、日本、印度等等；相反，這個問題出現問題之后，會帶來很大連續的負面問題，包括臺灣問題。
經濟觀察報：在這樣一個中國崛起的關鍵時期，國際社會與輿論一定是要求中國承擔越來越多的責任，中國也面臨越來越多的壓力。那么中國要用何種方法將這種壓力轉化？我們又應該從這次哥本哈根會議當中學到些什么？
袁鵬：我覺得首先要學會打牌。哥本哈根會議之前，由于中美之間一直在合作，我們對于形勢的判斷可能有一些太樂觀了，從而過于將中美雙邊的東西帶進了多邊。
第二個，我們認為中國的40%—45%的減排已經得到分，所以想以一種高姿態進入國際談判，珠不知，談判場上風云萬變，別人要的更多，所以我們就沒有任何可以退縮的空間。打牌與亮牌之間的關系問題。
另外就是，關鍵時刻還應該依靠發展中國家，涉及到氣候變化新的領域，涉及到發展的方面，中國與發展中國家利益相似的更多，下一階段，與發展中國家的溝通與協調方面，也應該加強力度。如何將撕裂的版塊重新整合起來。
西方還是比較有意識地制造發展中國家不同的版塊，金磚四國的概念，人為地將發展中國家剝離出兩個陣營開來，到這次基礎四國自我的表演。再到島國剝離開來，發展中國家已經在氣候變化問題上由于不同的利益出現了不同的分化組合。
這個傾向也伴隨著另外一個傾向，就是美國特別加強發展援助，發展援助成為了美國國家安全新的戰略支柱。于是乎，就出現了中國的發展中陣營在松動，而美國在加強對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援助的滲透。我在退，美在進，這個影響也是很大的，我們如果不更進，就會出現一個兩頭落實的情況，發達國家沒有接納你，而發展中國家已經將你剝離出去了。
經濟觀察報：其實，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捧殺也好，要求更多地承擔責任也好，這將會是中國在崛起過程當中長期地要面臨的一個問題，這次在哥本哈根會議上，可能是將這個問題比較集中得爆發出來了，通過這次哥本哈根會議，我們再去參加墨西哥峰會時，應該以一種什么樣的姿態，做好哪些準備？
袁鵬：首先，還是明確地給自己一個定位，該負的責任要負，不該付不要太超前地去做。
第二，還是要保持一個建設性的姿態，不能因為哥本哈根受到了指責，墨西哥就完全變了態度也不行，我們雖然遭到了批評，但也并非無可圈可點之處，主要責任西方將責任推卸在我們身上，我們還是要保持政策的連續性。- · 債市：火中取栗 | 2010-0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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