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六次人口普查即將啟動之際，北京日益膨脹的人口再度成為關注焦點。據北京市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09年末，北京全市常住人口1755萬人 （另一個統計口徑是1972萬人）。而“十一五”規劃末要求，北京常住人口的控制目標為1625萬人。不僅如此，根據國務院批復的《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總人口規模規劃控制在1800萬人左右。也就是說，北京常住人口事實上已經提前十年突破國務院批復的目標。在北京現有的人口中，外來人口的比重已經占到了40%以上，而且有進一步擴大之勢。

北京作為資源輸入型的特大城市，98%的能源靠外地調入?？焖俚娜丝谂蛎洸粌H導致水、電、煤、氣、油等資源供應緊張，而且也給城市帶來了公共服務與社會管理的巨大壓力。首都的另一個稱呼是“首堵”。一項研究報告顯示，北京居民堵車成本335.6元/月，居國內城市之首；在全國113個大氣污染防治重點城市中，北京市排名倒數第六位；未來十年內，北京市人均水資源量將不足300立方米，而300立方米是國際上公認的不應突破的底線。還有垃圾圍城、幼兒園門前長得讓人絕望的報名隊伍、沙丁魚罐頭般的地鐵車廂等等，都無不顯示出這個城市因為過多的人口而帶來的煩惱。

由此，合理地控制人口規模自然也被政府提上了日程。去年北京“兩會”上，市長郭金龍在政府報告中首次提出，北京將“逐步實施人口調控目標責任制”。今年7月底的北京上半年經濟形勢分析會上，北京市委書記劉淇也提出，人口過快增長與水資源和土地資源等緊缺的矛盾，是制約北京發展的最重要因素。有效控制人口過快增長，是北京面臨的重大考驗。

這種考驗并非北京所獨有。中國其他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都面臨同樣的煩惱。那么如何控制人口規模呢？幾乎所有的人都把突破口放在外來人口的控制上——大城市尤其北京在就業、教育以及其他公共服務上的天然優勢，成為人口流動的主要目的地。

對于外來人口的控制，相繼有政協委員和人大代表提出應該設置門檻，限制外來人口進京，在其他的大城市，類似的提議也不絕于耳。而在北京，對“人口倒掛”村莊已經開始實行封閉式管理，并將此模式向全市推廣，試圖通過建圍墻、安街門、設崗亭、封閉不常用路口，減少人員的流動來消解負面效應。

我們稱上述方式為人口控制的路徑依賴，即通過以前慣用的行政手段來限制人口流動，達到人口控制的目的。這種“一堵了之”的做法從一開始就有悖于民眾遷徙自由的普世價值。從效果上看，也不盡如人意。北京是戶籍控制最嚴厲的城市，但人口目標規模卻一破再破。

我們認為，北京人口的合理控制應該調整其產業機構，即北京的定位。北京不應成為政治、經濟、文化、金融、工業等所有門類的中心，這帶來的結果只能是所有的人都齊聚北京“淘金”。北京應該先確立自己的合理定位，然后政府通過制訂產業規劃，再由市場來決定崗位，個人決定自己的去留，即通過市場來調節人口流向。當下很多人選擇逃離“北上廣”其實就是市場調節的結果。

另外很重要的一點，當年，英國政府為解決倫敦人口過于密集的問題，提出“大倫敦”概念，通過城市組合以及不同的分工和定位來疏散倫敦中心區工業和人口。這個做法應該值得北京借鑒，加速京津冀一體化建設，構建“大北京”，將北京的工業以及人口向周邊地區疏散，以緩解北京自身的壓力。這就要求北京利用自己的輻射效應，帶動周邊地區的繁榮，從而增加周邊城市對流動人口的吸引力。但現在的狀況是相反，北京對周邊地區的吸附效應遠大于輻射效應，由于人才、資源不斷向北京集中，北京周邊地區發展相對緩慢，形成“環京津貧困帶”。讓周邊地區富起來，才是當下北京市政府為解決人口壓力而要做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