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電影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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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禁忌

問：在當今中國，缺少許多東西，包括稱之為“公共精神”。能否談談在中國傳統資源中是否存在公共精神？

答：我想通過自己的故事來談這件事情。比如，我想自己從父親身上繼承了太多的東西。父親在我眼中，是一個難以超越的人，他是那么完美。1996年，我帶一個與我年齡相仿的加拿大老外回父母家過春節，她連聲稱父親是：“gentleman，gentleman?！?P>問：你父親是做什么工作的？

答：當地政府部門的中層干部。小時候有一回，全家吃午飯時電話鈴聲忽然響起。我正好坐在電話旁，隨手拿起電話。電話中直接問“你是吳秘書長家還是崔秘書長家？”我不假思索地答道：“崔秘書長”。放下電話，馬上遭到父親嚴厲的呵斥。我猜想錯在不應該重復說出父親的職務。他當時是江蘇鹽城地委秘書長。那時候，所謂干部家庭中，對待子女大多非常嚴格，不許搞突出，不許言及官職及其大小。

問：與今天的干部不一樣。

答：家庭中還有其他一些禁忌。他是地主出身，我們那里鬧新四軍，他參加革命的時間比較早。我們小時候填寫家庭出身，都寫“革命干部”。有關他自己那個地主家庭的一切事情，都不被允許公開談論。一直到80年代，他幾十年沒有回過自己出生的村莊。

問：你們從什么地方知道自己的來源？

答：祖母。我小時候是由祖母帶大的。父親擔心她會說出什么來。那時候家里還有小型家庭會議，就家庭情況尤其是需要做的事情做一個交代和分工。每一個人要開口說話，也需要做一些自我反省，批評與自我批評。差不多會議結束時，父親都要加上一句“奶奶照顧你們的生活，但她是剝削階級思想，你們不要受影響”，這種時刻我就自慚形穢極了。

問：祖母會給你們講什么？

答：到春節時，祖母的故事就多了起來。她會說“君三民四”，即打掃廚房“送灶老爺上天”這一日，“君”家是臘月二十三這天做，“民”家是臘月二十四日這天做。每個家庭都根據自己家的情況，自覺遵守某種秩序。我們家則應該在二十三日這天做。這其中也許包含了高人一等的思想。祖母教的這個知識，我們不敢當著父親說。但有一回，我說漏了嘴。

問：什么事？

答：那時候過年，她與我們的曾祖母會有幾天幾乎不睡覺，因為要做許多“米飯餅”。這是一種發酵的米餅，口味很香但是工序有點復雜。做好了的米飯餅堆放在幾只大匾里。大約要做多少呢？祖母用手勢比劃著，她將手臂抬得老高，就要到廚房的屋頂了。祖母解釋，那是因為過年窮人來要飯，不能空手，還要比平時多給一些。

問：這是好事啊。

答：父親沒有等到我把故事講完，還沒有講到這些餅分給窮人的這個結尾，就開始批評了?，F在想來，這樣的傳統，這樣的舉動，是那個社會中社會治理的一部分，是這個社會能夠自洽的一部分。吃飽飯的人們，對于沒有吃飽飯的人們，負有一種責任，這種責任包括體現為一種風俗，像我祖母這樣的小腳婦女也要做得很好。

問：傳統社會中，所謂富人與窮人之間，也許不像現在這樣隔絕與隔膜。

答：60年代大饑荒的后期，我應該有記憶了?？偸窃诔燥埖臅r候進來一些乞丐。那時候誰家里也沒有余糧，但祖母總是會將碗里的飯菜撥一些給他們，或者到鍋里盛一些。這時候，父親就會離開飯桌，上前問這個要飯的，“你從什么地方來？”“家里人都出來要飯了嗎？”“一個村子里出來要飯的人，有多少，占村里多少比例？”

這些乞丐大多是從興化縣來的，屬于揚州地區，不是我們鹽城地區。但是父親還是那么不厭其煩地問，體現了他對于這些流浪逃荒的人們的深切同情和體恤，也有工作上“調查研究”的意味。

社會的組織者和道德的承擔者

問：對于這個家庭，你還知道什么？

答：后來讀了一點書，才將一些“感性認識”串了起來。父親的家庭應該屬于典型的中國鄉紳階層。這個階層不屬于皇帝的官府體系，我翻看后來制作的家譜，往上追溯十幾代，沒有什么人做官。然而他們應該全部不去田地里勞動，不會做任何農活。他們雖然住在鄉下 （那時候全國人民主要都住在鄉下），但是處在官府與勞動人民之間的那個位置。他們的利益既不在官府一方，也不在勞動人民一方。住在鄉間，使得他們更多地看到勞動人民的疾苦，并為之痛心疾首。

問：能否概括一下這個階層一些特點？

答：用現在的話來說，這個階層實際上是當時社會“自組織”或者說“自治”的力量?！疤旄呋实圻h”，在一個縣就一個縣官的情況下，社會治理、鄉村治理應該就是靠這個階層。說成是“自理”、“自治”，只指他們都是不拿俸祿的，不拿皇帝的工資，這不就是公共精神了嘛。

問：哦。怎么個治理？

答：講個故事。我的哥哥長我一歲，我們老在一起玩。他膽子比較大。有一次兄妹倆翻到了抽屜里父親寫的個人檢查，開頭寫從前家中有多少畝土地，嚇得我們不敢喘氣。我最害怕的是，其中提到“還有一個崗樓，有一些槍支”。當然也不敢去問父親，納悶了許多年。

重修家譜應該是90年代了，家譜里記載了這件事。當時鬧土匪，鬧得非常厲害，而官家（應該是民國）根本坐視不管，報了案子也不處理，聽由老百姓受損失。家中有一位年長的親戚就遭遇過綁架，花（賣）了多畝土地才贖回來。父親小時候還去南京躲過一陣，怕被綁票。于是必須組織“民團”，保衛自己的生命財產安全，也保衛全村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問：官方倒不擔心這些槍口會掉過來對準他們？

答：那時候的社會不流行“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父親后來說過，當時他還很小，莊上的人們經常來我們家開會，大人們濟濟一堂，共同商量怎么“退土匪”，每一個人都承擔其中屬于自己的一份。應該說，所有前來商量的人們，都是具有公共精神的，都是在危險沒有實際發生時，通過一個遠見和理性，來阻止它的發生。

問：這么說，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公共事務。

答：在一個家庭內部，也有屬于全體家庭成員“公共”的部分和屬于“私人”的部分。每一個人都是經常面臨選擇。比如我的祖父，上個世紀20年代初，在南京讀完高中之后，放棄了接著上大學。因為他的父親去世了，他是老大，需要回來當家。這就是他的“公共精神”。

問：那是一種自我犧牲精神。

答：沒有那么絕對。祖父回鄉之后，起碼做了兩件事情。第一，長兄如父，他把自己的全部弟弟（三個弟弟）都送到北京念大學，兩個學法律，一個學數學。第二，他接管了曾祖父創辦的現代學堂。曾祖父的年代，趕上結束廢除科舉，他在鄉間辦起了第一所學校，開設國文、算術、英語、地理、歷史、物理等科目，在當地開風氣之先。

問：開學堂辦教育，這個在鄉紳階層是不是也很時尚？

答：這些爺爺們寒暑假往鄉間帶回來新知識、新潮流。后來我女兒學法律，父親講起他小時候看見他的叔叔們從北京大學里帶回許多小冊子，應該是民國時期的各種法律文本。他們同時帶回來了魯迅、朱自清等現代文學。

問：這些人代表著先進文化和先進生產力。

答：說先進生產力真還有“出處”。除了“退土匪”、“辦學?！?，我們家還在鄉里引進了德國造的“機米機”。這個機器的用途應該是將稻谷的皮糠去掉。大致說來，這個家庭中的這些人是鄉村生活的組織者，是鄉村秩序的維護者。當然他們不是死板的，而是處于與外界的密切交流當中，鄉村秩序是在新知識、新潮流的背景之下，處于活躍的整合狀態。

問：他們的權威從哪里來的呢？

答：我的理解是，不應該是擁有田地越多，便越有說服力。根本原因在于他們道德上能夠令人信服。我前面說自己永遠趕不上父親，首先是指在道德上永遠趕不上他的意思。父親整個就是焦裕祿。我們姊妹們總說，那是因為河南蘭考已經出了一個焦裕祿，要不然這個人就是我們的父親。其實那個時候，許多共產黨員都是這樣。那是中國傳統社會養育了他們。他們的大公無私、嚴于律己、克制忍讓，與窮苦人感同身受，就像杜甫、范仲淹那樣，這才表明自己是一個“紳士”，是個“體面”之人。

問：看來你喜歡用“故事”這個詞。

答：我倒真的是在聽故事中長大的?，F在回家，父親十分愿意講故事了，一有機會，就對我講，還對我女兒講。你看，講故事的，與聽故事的，不也是一個小小的公共空間嗎？而講故事，需要一點閑暇、一點優裕和從容。這不也是紳士精神的體現嗎？

閑暇

問：說說閑暇吧。

答：“閑暇”指人的寬裕、優裕、充裕的精神狀態，能夠擺脫生存的某種直接性，擺脫那種讓人轉不過身來的逼迫。它與現代人所謂的“休閑”不一樣?，F代人“休閑”的時候，沒有什么精神活動，而人在“閑暇”中，可能從事豐富的精神活動。

問：說個故事。

答：1958年大躍進刮浮夸風，猜猜我父親在做什么？他在從事一種“巫術”。他借來一只小船，運用兩只煤油箱，一只大漏斗，放到水里。小船一邊行走，一邊就將河底的沼氣搜集起來?；貋碇笥脙筛茏硬逶诿河拖涞目谧由?，一根管子朝箱子里灌水，沼氣就從另一根管子里冒了出來，火柴一擦就著火了，領導們看了也很驚奇。有一陣子，領導允許他每天乘著小船，到處“販賣”這種藍色的火焰。

問：這個比大煉鋼鐵科學多了。

答：“文革”之后，作為下放干部他回城工作，第一站不是回到地委辦公室原來的位置，而是創立了地區 “科技組”。他創辦了一些試點，通過科技人員指導農民們搜集自家沼氣，能做飯能點燈，普及率達到了百分之多少，好像是一個不低的數字。他這個公私極其分明的人，竟然有一次讓我坐他的吉普車，帶我到郊區農民家里，看他的杰作。

問：他的科學興趣，是與解決實際問題聯系在一起？

答：他最終要落實到解決人民群眾的生活困難。他當下放干部在農村時，繼續從事科學“迷狂活動”。他從我的數學作業本上撕下幾張紙，設計出太陽灶的草圖，然后拿到公社農具廠，請人打造出一只大鍋倒扣在地上。其實像一把傘，中間還有一只柄，用來掛水壺的。這個傘上布滿著長方形的玻璃鏡，有好幾十塊，將近一百塊吧，用來反射陽光，收集能量。這一共花了一百多塊錢，相當于他一個月的工資。

問：除了花錢，這個愛好聽上去不錯。

答：當時我與哥哥隨他下放在公社中學上學，我們午飯后就幫助他調整這些玻璃鏡，以便更好地吸收陽光。在能夠將一壺水燒開的那一天，他接到通知，讓他回城了。這樣沒有回報的工作，既是科學精神，也是公共精神。

問：他怎么獲得這方面的資料？

答：他自己找書，自己研究。你知道共產黨的干部，沒有什么個人讀物?！拔母铩鼻案赣H的書櫥有許多土壤學的書。到現在——他1922年生人，已經88周歲，他幾十年始終在訂《自然雜志》，那上面都是最新的科技成果，我們都看不懂，這就是他的閑暇方式——對世界擁有永不疲倦的興趣。

閑暇與緊迫

問：父親還教過你哲學？

答：我的哲學基礎是在家庭里打下的。這是一種對待理念（idea）的興趣，或者說，從理念的角度，去接近世界和理解世界的方式。所謂理念，也是一個理想的角度，其中包含了對于世界的祝福。這也是某種精神充裕的體現。

問：在家都學習什么了？

答：比如“流水不腐，戶樞不蠹”；比如“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比如“亡羊補牢，為時未晚”，這些都是他逐字逐句講給我們聽的。父親這個人責任感強，同時心智活潑，他更愿意看到事情變化的一面，而不是靜止的一面；更愿意看到事情積極的一面，或者說向積極的方向轉化的一面，而不是停留于現狀，唉聲嘆氣?！睹苷摗?、《實踐論》中，這是當時能夠公開推薦的“哲學”，其中也有許多好東西。

問：就這些？

答：那種無處不在的氣氛才是最重要的。全家下放的那會兒，70年代初吧，那時候中央提倡讀六本書，馬列的書。我們家晚飯之后，飯桌就變成了書桌，大家圍在一起，學習《共產黨宣言》《哥達綱領批判》《反杜林論》什么的。長我一歲的哥哥最富有鉆研精神。他后來買來了馬列全集，自己從頭開始看。

問：父親指導嗎？

答：哥哥很快超越了父親的思想框架。他開始獨立思考，有些反叛也有些“反動”。我是哥哥忠實的聽眾。從馬克思、黑格爾到休謨、馬赫，從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我聽哥哥講了許多年哲學。很多年內，我以為每個女孩都像我這樣，始終在聽父親與哥哥講哲學，后來發現只有我是這樣。

問：以一種理念和理想的方式對待世界，這種閑暇，怎么與“責任感”結合起來呢？

答：問得好！idea這種東西，是一種潛在的可能性，它有轉化為現實的可能。所以，在理念與現實之間，具有一種緊張關系。如何平衡這兩者，是一門藝術。他擁有閑暇優裕的精神，并不意味著該起身的時候不起身。在面對現實時，他又顯得如此緊迫。用過去的話講，他是一個真正“心里裝著人民群眾”的人。

問：好久沒有聽到這句話了，尤其是從你嘴里說出來。

答：小時候有一次我們那里刮龍卷風，半夜里呼呼大風在屋頂像是怪物要吃掉所有的人，我們嚇得醒來圍住祖母不敢睡覺。家中電話鈴響個不停，找父親的。那夜父親在一地瘋狗似的風中走向辦公室，應該是幾天之后才回來。我現在記得他回來那種憔悴和疲憊。大風造成了上百人死亡，許多房屋倒塌，這是父親最難受的時刻。

問：這種情感更多地來自傳統嗎？

答：我認為是這樣。共產黨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在中國社會中產生的，它與中國社會的關系，是“借腹生子”的關系。許許多多與父親這樣的人，將他們從傳統社會中習得的美德和良好習慣，帶進了共產黨內。

問：不管來自何方，這個傳統如今丟得差不多了。

答：我插隊的時候，每個月回家一次。要回家之前最后一個星期，我會留心周圍的人們在談生產，談田里的作物，談“種子、農藥、化肥”。這是回家之后，父親必定要向我問起的。我不能一點準備沒有。

印象深刻的還有，我告訴父親我在農村的“干媽”，春天青黃不接的時候有幾天白天不能起床，因為她沒有東西吃，沒有力氣。她要將食糧留給下田的丈夫和兒子吃。父親聽了馬上臉色沉了下來，盤問這是為什么。我告訴他，“貧下中農”說，我們那里不應該種水稻，因為沒有人會種水稻。種水稻沒有什么收成，人就吃不飽了。父親當時有一點權，第二年我們那里就不種水稻了，至少我的干媽不餓肚子了。

父親在這個制度所處的 “中層干部”的位置，與他的家族所處的介于官民之間的“鄉紳”差不多。他最看不得老百姓受苦，他在這一點上無法克制自己的焦急、焦慮。他如果跺腳，是因為看到了別人的痛苦。

局限性及新起點

問：是否考慮過這種“紳士”傳統的局限性？

答：也許這個傳統中——如果在“官府”與“老百姓”的矛盾中，這些人們會站在老百姓一邊，替老百姓著想；但是，如果矛盾發生在“秩序”與“民間”，那么他們更習慣站在秩序之內，站在秩序一邊，而不是站在看起來亂糟糟的民間。

問：此話怎講？

答：他們歸根到底不是來自那種沒有庇護的民間。他們沒有在底層生活過的經驗。底層生活的五光十色，來自底層的智慧和生氣勃勃，那是他們所不熟悉的。他們需要守候在秩序之內，停留在秩序之內，這樣他們才有安全感。簡單地說，在最好的情況下，他們能夠同情民間，但是沒有真正信任過民間。這是問題所在。

問：你是在用一種現代觀點看待民間，不是嗎？

答：對于這些“紳士”來說，他們在社會之中，社會在他們之中，但那是一個小型的、相對比較狹窄的社會；而現代社會是一個大型的、陌生的、交流和交通的社會，你去任何地方，都可能是新的和陌生的，它們并不在你的把握之內，因而人們要有準備迎接與自己完全不同的東西。

問：還是舉例子吧。

答：這個傳統中的弱項，我們自己也會無意識地繼承下來。有一年我與女兒打背包去甘南旅游，沒有人接應我們，我們的自己下車之后找住處。找旅館時，我的眼光習慣性的投向某個國家單位的招待所之類，潛意識中認為這種地方會比較安全一些。女兒不這樣想。兩代人之間產生了分歧和爭執。她有一次“攻擊”我：“還公民社會呢，老百姓開的旅館都不敢住?！蔽胰缤囗?。對于自己所不熟悉的、不在“官家”體制之內的東西，會有一種本能的警惕和不信任。這是從那個家庭帶出來的、與生俱來的問題。這個令人有點難為情，與自己的表述不相符合。

問：你有一批文章都是關于“重建社會”的，其中談了許多人們習慣中對于“社會”的負面看法，比如這樣一些提法“社會上不三不四的人”、“社會盲流”、“社會渣滓”、“社會閑雜人員”，都包含了一種不信任。

答：這批文章既想找回某個傳統，也想對這個傳統作一點反省。這種反省根植于自己的某些經驗，也是對于自己的反省。我小時候是在機關院子里長大的，對于院子外面的世界，一直是有很大疑懼的，也不了解。后來漸漸地，我也“跌落”到“院子”外面來了，越到現在，離“院子”越遠。這當然應該歸結為自己的選擇。

問：有新東西在其中出現嗎？

答：既是傳統的，又是新的。我希望自己不要被某個現成僵化的秩序束縛住，但是也不能因此而脫離社會，尤其是當這個秩序本身有脫離社會的傾向時，我們則需要重建社會的共同地帶，能夠命名當下的社會沖突，尋找共同的語言，表述共同的社會價值乃至共同的社會前景。

需要信任民間，個人信任自己，信任來自體制之外的活力、起點、創造性，這是今天那些有責任感的人們不可忽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