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華大學EMBA特聘教授、北京工商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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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是任何一個社會最小的基本單位，也是各商幫的細胞。認識商幫要從家庭入手。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統關系為基礎的社會最小單位。唐力行教授在《明清以來徽州地區社會經濟研究》中，把家庭分為四種。第一種為累世同居的“共祖家庭”。這種家庭在同一祖父母主持下數代同堂，它將許多小家庭聚于一處，成員可多達數百人。第二種為“直系家庭”。這種家庭以共祖父的成員合為一家，三代同堂，子孫多合籍、同居、共財。這種家庭世代組合少于共祖家庭，規模也小于共祖家庭，因此，比共祖家庭更容易維持。第三種為“主干家庭”，以直系親屬為主干，包括一對夫妻及父母、未成年或未婚子女。這種家庭與直系家庭的區別在于第二代兄弟的分財分居。第四種家庭為“核心家庭”，包括一對夫妻及未成或未婚子女。

家庭在經濟上最基本的特點是共財，即每一個家庭成員都是共同的財產所有者。有平等的權力，而且他們的收入都屬于家庭共有財產的一部分。習慣上也把主干家庭和核心家庭稱為家庭，而把共祖家庭和直系家庭稱為家族。家庭與家族都以共財為基礎。如果家庭與家族在財產上分開，各自獨立，同一祖先的各個家庭和家族就組成宗族。如果要能生存并延續，必須以經濟為基礎。家庭的基本功能就是作為創造財富的最小組織。在封建社會中，人們的理想是“耕續傳家”，即以農耕作為經濟基礎，追求更高的層次——學而優則仕。如果土地稀缺，農耕不足以養家，或者發現了實現財富增加的更好機會，就會進入商業。所以，家庭也成為經商的基本單位。如果是一個人在被逼無奈的情況下走上經商之路，成功了，以他為核心所形成的家庭就成為經商的基本單位。所以，各商幫最初的企業形成都是家庭。

家庭的紐帶是血緣關系，但維系一個家庭，決定一個家庭規模大小的關鍵因素還是經濟實力。當一個家庭經濟實力不行時，家庭成員的關系較為松散，通常第二代的兄弟就會分家、分居，各自再成為一個獨立的家庭，這就是“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封建社會中，中國人的愿望是“四世同堂”甚至“五世同堂”；因此，家庭富裕起來，足以維系一個大家庭時，這個家庭的第二代兄弟就不再分家，成為直系家庭甚至共祖家庭。經商成功的家庭往往采取直系家庭或共祖家庭者居多。這時企業的形式就是家族企業，中國的各個商幫中最普遍的還是這種家族企業。用現代的語言說，這就是一種合伙制企業。當然，合伙制企業也可以與家族以外的人合作，各個商幫中這種情況也不少，但還是以家族的合伙制為主。

這樣形成的家庭制度不僅是以經商成功為基礎，而且也是保證整個家族更加成功的前提。首先，中國家庭制度的特點決定了只有維系共祖家庭或直系家庭，才能保持已有企業的實力。英國家庭實行長子繼承制，這就保證了家庭財產不會由于兄弟分家、分居而削弱。但中國歷史上一直實行共同繼承制，在分割財產時是“老子養兒，個個有份”。當共祖家庭或直系家庭變為主干家庭或核心家庭時，各個兄弟就要平分財產，這樣一個有實力的大企業就會分散為若干弱小的企業，已成功的商業就很難有更大的發展，甚至會衰落。

其次，企業做大需要更多的資金和人力，在當時的條件下，經商所需的資金主要來源于家庭。大家庭（家族）籌資能力強，人力資源也豐富。我們經常是“上陣父子兵，打虎親兄弟”，家庭沒有分開，各成員有共同利益，更有利于把商業進一步做大。

最后，家庭大，經濟實力雄厚，有利于提高整個家族的抗風險能力，同時也有助于提高家族的整體實力。這種實力不僅僅是作為一個企業在市場上強大的競爭能力，而且也有利整個家族在社會地位和文化上的提升。所謂“名門望族”，就是具有經濟實力、政治地位和文化素質的家族。而成為這種家族，首先就必須大。正如有些行業中，企業只有做大才能做強一樣，家族也只有做大才能做強。中國人追求“多子”，在這個意義上是有道理的。一夫多妻、納妾制度的基礎正是為了追求多子，使家族更大。

作為各個商幫的核心力量的大商人都是家族企業。晉商中的喬家、曹家、常家等，徽商中的鮑家、江家、曹家等，洞庭商中的王家、席家等都是如此。

商幫中的各個家族也是在分化的，并不會一直共祖下來。一種分化是成功之后自立門戶，各自獨立。比如晉商中的常家，第九世時分為“南?！焙汀氨背！?。這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商業集團，盡管相互間互為援引，攜手發展，但已不是一個統一的家族企業。另一種情況是能力差的家庭被淘汰出去，而由成功的家庭繼承先祖的事業。

晉商中喬家的第一代創業者是喬貴發，有三子。兄弟三人在父親主持下共同努力，使其企業有了極大發展。但這三兄弟中老三喬全美最能干，到了喬全美的次子喬致庸接班后，創造了喬家的全盛時期，而其他兩門都衰落了。我們通常所說的喬家，就是指喬致庸這一支。類似的家族分化在各個商幫中都極為普遍，這也是“優勝劣汰”。這種由家庭而來的社會學意義上的單位與企業的結合，就使得企業既有由家庭而來的優勢，又有由家庭而來的缺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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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以血緣為基礎，家庭成員之間的血緣、親情使他們之間的信任更可靠，目標更一致。許多非家族企業中的問題，如激勵、約束、協調等都可以通過血緣、親情來化解。在家庭規模不大，企業也不大時，家庭企業的優勢更突出一些。所以，在歷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經濟開始發展時，總是從家族企業起步的。但當家族規模擴大，家庭代數增加，企業也做大時，家族企業的劣勢就日益明顯了。這首先是家族企業內部不再對產能進行細化，家庭成員之間產權不明晰。在企業做大、家庭富起來以后，經濟利益往往會壓倒血緣、親情，家庭圍繞利益和權力的斗爭也會激烈，這種“豪門恩怨”自古到今從來沒有斷過。這是源于“人性惡”，很難消除。而且家庭往往是可以 “共患難”而難以“同享?！?。

在各個商幫中這種情況也屢見不鮮。其次是家族企業興衰往往取決于家族中是否有能人出現。創造一個成功家族企業的人必定是能人，但他開創的事業能否持續下去，還取決于接班人的能力。堅持長子繼承的家庭，會由于長子、長孫的無能而導致家族企業衰敗，擇賢繼承的家庭也會由于長輩選擇接班人的失誤或待選子孫中缺乏有才華者而導致企業衰敗。各個商幫中的許多家族企業垮于不肖子孫的現象屢見不鮮。中國有“富不過三代”的說法。一個家族，不一定是第三代出現不肖子孫，但在后代中肯定會出現不肖者卻是不爭的事實，這種情況就使家族企業難于基業長青。最后是家族用家規來管理企業，這就使企業實際上實行人情化管理，當企業做大時，缺乏制度化管理的弊病就凸顯出來。

也許是由于晉商在各個商幫中最為成功，也許是由于晉商的家族企業做得大，或許是其他原因，晉商已經在摸索克服家族企業的弊病。首先是重視對子孫的教育，提高子孫的道德水平。嚴格的家教使晉商的家族企業延續數代，甚至十幾代。其次是實行“兩權分離”，即家族控制企業的所有權，決定企業的大事，而把經營權交給職業經理人。晉商中出現了許多優秀的職業經理人，對晉商的成功延續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最后是采用“用鄉不用親”的用人策略，尤其是堅持東家的 “三爺”——兒子是少爺，女婿是姑爺，小舅子是舅爺——不許進自己的商號，使家族企業可以實現制度化管理。這正是晉商中出現了許多相當有效的管理制度的原因，也是晉商比其他商幫更成功的原因之一。

當然，從現代經濟學的觀點來看，從根本上改變家族企業的途徑是對家族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使家庭企業成為公開的股份制企業。只要家族對企業實現了兩代以上的相對控股，它是股份制企業也仍是家族企業。今天西方國家的許多家族企業就是這樣。

晉商的家族企業在十九世紀初期也開始實行股份制，而且已具有了現代股份制企業的一些基本特色，如股權的多元化，有相對控股的大股東以及兩權分離。但晉商的股份制與現代企業的股份制仍然有本質的差別。在晉商那里，股份制主要還是一種籌資方式（以股份的形式投資），但企業的治理結構完全不同于現代股份制企業。對晉商的股份制應給予注意，畢竟在中國的十大商幫中只有晉商這樣做了，但也不宜拔高或過分美化。晉商的股份制并沒有改變封建社會中家族企業的基本特征——量變還沒有成為質變，只是有了雞雛形的“毛蛋”。

在中國的家庭制度中，同宗的家庭或家族在一起組成了宗族。家庭與家族最本質的特點在于同財同居，即有共同擁有的財產，而且在一起共同生活。但宗族則由由同一個祖宗住在一起 （如住同一村）的各個家庭和家族組成。同一個宗族的各個家庭和家族并不同財，也不在一起共同生活。所以，同一個宗族的不同家庭或家庭之間仍有貧富之分。同一宗族有以男性為主導的血緣關系，親疏通常在五代之內（常說的“五服”），當然也有更多的代在一起。作為宗族的基本特征是有共同的家譜家規，共同的祖宗和祠堂，共同的財產（族產）。在各個商幫之中，徽商的宗族觀念最強，作用也最大。其原因在于徽州是一個移民社會，而其他地方的人以土著為主。作為當初整個家族或宗族的移民，共同生存與發展的需要強化了宗族觀念。其他地方也有許多家庭由別的地方移民而來，但他們是一家一戶的移民，而非一個家族或宗族的集體移動，以后融入當地，宗族觀念就不強。所以，在其他商幫中家庭的作用在徽商中就擴大為宗族?；丈痰摹坝萌宋ㄓH”就不是只用自己家庭的人，而是用自己宗族的人，徽商也在宗族的范圍內籌資或實現官商結合，并借助于宗族的族規進行企業管理。

在商幫中，各個家庭、家族或宗族之間通過婚姻關系聯系起來，實現相互之間的合作。這也是組成商幫的一種方式，不過并不是主要的、正式的方式。商幫的形成更多靠的是家族和宗族之外的正式方式，即同行之間的行會和同鄉之間的會館。在接下來的專欄中，我會專門講到行會和會館在形成商幫、使“商”成為“幫”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