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立平

　　這里之所以叫做“再談”，是因為我大約在2000年的時候就寫過一篇文章，題目為《中國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強調這是一個全新的經濟時代，進入這個時代之后我們會面對一系列的新問題。而現在，在經歷這樣一場危機之后，正視這個問題顯得更為重要。

我們可以回憶一下，一直到上世紀80年代初期，我們生活在一個什么樣的時代。簡單地說，那是一個柴米油鹽的時代，或者叫生活必需品的時代。那時候，一個家庭夫妻兩人上班，一個人工資四五十元，兩個人百八十元，而用于購買柴米油鹽等生活必需品就要五六十元。那時，無論是社會的生產還是人們的消費，都是圍繞柴米油鹽這些東西轉。

但這個情況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發生變化。先是冰箱、彩電、洗衣機，后來是空調，這些家用電器逐漸進入人們的生活。到了上世紀90年代中后期，隨著住房體制改革，住房的消費開始成為人們消費的重要內容。進入21世紀，尤其是非典之后，汽車又開始進入市民家庭。

現在回過頭想一想，這20多年的時間，中國社會不知不覺間發生了一場翻天覆地的變化，我們從一個柴米油鹽的時代開始進入房子汽車的時代，從一個生活必需品的時代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的時代。這是一個極為重要的轉變。很可惜的是，我們整個社會沒有把這個事情當回事，因為這個轉變看起來太簡單了，過去是柴米油鹽，現在是房子汽車，生活水平提高了，一切不都是很好嗎？這還有什么可說的嗎？其實太有可說的了。這是我們經濟社會生活中一個極為重要的轉變。

全新的經濟時代

一個社會從柴米油鹽的時代進入房子汽車的時代，不但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也是一個非常艱難的過程。一個社會要在生產意義上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是比較容易的，今天把大量的房子汽車家用電器生產出來已不是問題。但是，一個社會要在消費意義上進入房子汽車家用電器的時代，不是少數人能消費這些房子汽車家用電器，而是絕大多數人都能消費，即形成所謂大眾消費，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我們說中國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還只是一個開始，沒有真正進來。這就像過一個門檻一樣，生產這只腳進來了，消費這只腳卻始終進不來。這樣的情形，如果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算起，可能要持續差不多半個世紀。這是非常難熬的一段時間。我們現在面對的許多問題，如內需和市場的問題，和這個背景就有著密切關系。內需不足問題的實質就是沒有真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問題，是要解決社會中的大多數人如何消費房子汽車的問題。

假如我們將一個社會從柴米油鹽時代進入房子汽車時代比喻為過一個坎，那么，這個坎過不好過不去會有什么樣的后果？就是一場危機。我們都知道，人類歷史上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就是上世紀30年代美國的大蕭條?，F在回過頭去看，30年代大蕭條與我們這里所說的這個坎不是沒有關系的。我們經常說30年代大蕭條是生產過剩危機，是東西賣不出去。究竟當時是什么東西過剩，什么東西賣不出去？當時在美國真正賣不出去的并不是人們熟知的牛奶，而是房子、汽車、摩托車、冰箱、洗衣機、收音機、電話機這些東西，也就是說是耐用消費品。1929年，美國汽車的產量是500萬輛，我們2009年汽車的產量是2000萬輛。但當時美國的人口數量是1億，我們今天是13億。1925年前后美國每年新造的房子大約是100萬幢，1929年大蕭條發生的那一年，賣出去不到50萬幢。這表明了美國當時的時代特征，正好是從生活必需品的時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實際上從歷史的角度看，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美國就面臨著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問題，但也是進不去，一腳門里一腳門外。一直到最后演變成了30年代大蕭條，30年代大蕭條中經過一系列的創新，解決了一系列的問題，接著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才最終解決了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問題。

因此，我們必須將耐用消費品時代作為一個全新的經濟時代加以對待。在這個時代中，一些過去沒有的現象會出現，比如說生產過剩危機。在柴米油鹽的時代，產品的數量直接受限于自然條件，因此很難發生真正的生產過剩危機。而到了耐用消費品時代，產品的數量更主要地是取決于技術進步，受自然條件的限制越來越小。這才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生產過剩危機。

同時，一些重要的經濟社會關系會發生變化，一些過去沒有的邏輯會出現。以城鄉關系為例，同樣是城鄉二元結構，柴米油鹽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和今天房子汽車時代的城鄉二元結構是非常不一樣的。改革前中國的城鄉二元結構主要是通過一些制度安排，如戶籍制度、主副食品的供給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制度建構起來的。那時的城鄉二元結構是非常僵硬的，甚至在城鄉之間存在著事實上的不通婚。中國是處在一個柴米油鹽的時代，就如前面所說的，那時城市居民收入的大部分是用來購買農產品以及以農產品為原料的工業品。換句話說，那時城市居民的大部分收入是到農村走一圈的。

今天情況不一樣了。從表面上看，戶籍制度在逐步松懈，農民也可以到城市中打工了。但實際上，城鄉之間的分離比原來更深刻了?，F在開始進入房子汽車的時代了，假如城市中的夫妻兩人的年收入是萬元左右，還有多少到農村去走一圈？一兩千元可能就到頭了。其余的就在城市內部循環，用來買房子汽車和家用電器了。一種更為深刻的城鄉之間斷裂在形成，原來那種互相依賴、互相需求的基礎在逐步地失去。

我曾經提出過一個概念，叫兩個城鄉二元結構的疊加。改革前是行政主導型的城鄉二元結構，改革后出現一個市場主導型的城鄉二元結構?，F在的情形是，在行政主導型的城鄉二元結構沒有完全破除的時候，市場主導型的城鄉二元結構又疊加了上來。出現這種情形的原因就是我們這個社會開始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了，這兩個時代所能夠構筑出的城鄉關系是非常不一樣的。

邁過門檻的基石

強化城市化戰略

一個社會要真正進入房子汽車的時代，最起碼的要求是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住到城市中來。我們可以想象，一個社會在經濟上已經圍繞房子汽車轉了，但是絕大多數人口還在農村，這個社會怎么能進入房子汽車的時代？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出我們的差距首先在什么地方。

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發生的時候，它的城市化比重為50%，一半的人口已經住到城市中了。但在80年后的今天，我們真正的城市人口也就是30%出頭，我看到有人估算的最低數字是28%。也就是說，當我們開始進入房子汽車時代的時候，我們三分之二的人口還在農村。當然，按照國家統計局的數字是45%、46%了，但那是把流動人口算進去了。但一個農民到城市的建筑工地上搬幾年磚頭就是城市人口了嗎？更重要的是，流動人口的生活方式不是城市的，和耐用消費品無緣。甚至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流動人口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還不如純粹的農村人口。純粹的農村人口，幾口人生活在農村，電視小了還想換個大點的?，F在是當家的出去打工了，一年回來一趟，小孩老往爺爺奶奶家跑，換一個大一點的電視的想法都沒了。

很多人會說，我們十三億人口，一半住到城市當中來，哪有那么多城市？其實，中國城市容納人口的能力遠遠超出我們的想象。舉個例子，如果十幾年前有人說，北京這個城市還能再裝進四五百萬人來，誰都不會相信。但是十幾年的時間過去了，四五百萬人裝了進來，還裝得挺好的，大多數人還能在這里找到生存的機會。

現在的問題是如何進一步增強城市容納人口的能力。這些年是我們城市建設最快的時期，但現在的城市建設中卻有一個不容忽視的傾向。打個比方，現在的城市建設有點像把一個爛泥塘改造成一個水泥底兒的游泳池一樣，比原來漂亮了，比原來衛生了，游泳比原來方便了，但小魚小蝦也沒有了?，F在我們的城市中，高樓大廈拔地而起，馬路越拓越寬，現代化的設施越來越多。尤其是最近這幾年，還有一個非?？膳碌默F象，就是很多城市的領導人，都成了一個美學家，審美的品位都很高，一說如何把我們的城市建設得美輪美奐，頭頭是道，但卻很少考慮如何使我們的城市能夠為更多的人提供生存的機會。結果是我們城市為人們提供生存機會的社會生態越來越惡化。所以說，城市建設真正實現以人為本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這與我們的體制有關。

大拆大建，改造城鄉結合部，消滅貧民窟、棚戶區，表面的結果是使我們的城市越來越漂亮，越來越現代化，但造就的實際是現代化的孤島，是與鄉村的斷裂，是實現城市化的障礙。當我們將那些有礙觀瞻的東西都消滅掉的時候，實際上是農民進入城市的最初幾級階梯也被拆除掉了。結果是城市離農民越來越遠，城市化越來越困難。對于我們這樣一個真正城市人口只有人口總量三分之一的國家來說，當務之急不是讓我們的城市比發達國家的城市更漂亮，更現代化，而是要使我們的城市能更好地發揮它的功能，特別是促進整個社會城市化的功能。

因此，一方面要加快農村人口向城市轉移的步伐，另一方面要增強城市容納人口的能力，通過這兩個方面提高城市化水平，是目前我們最需要解決的問題之一，也是我們這個社會能夠真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首要條件。

增強基礎設施建設

耐用消費品市場的形成、耐用消費品的消費當然首先是錢的問題，沒有錢肯定是不行的，但完全是錢的問題嗎？不完全是?；A設施是一個重要的問題，因為很多耐用消費品的使用都要以基礎設施為前提。最簡單的說，洗衣機至少得上下水，農村地區有多少地方有上下水？熱水器要用，除了上下水之外，還得有個差不多的衛生間，農村的廁所有多少放熱水器？汽車下鄉，推廣農用車的使用，馬上遇到的就是道路條件的限制。所以基礎設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以往的任何時代對基礎設施都沒有提出這樣的要求，但是到了耐用消費品的時代，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

很多耐用消費品實際上是受到了基礎設施的限制。有人曾進行過計算，進入21世紀后，農村居民的平均收入水平與上世紀90年代初城鎮居民大體相當，但是，農村居民此時的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卻遠不如上世紀90年代初的城鎮居民。如2008年農戶人均收入4761元，與1997年城鎮居民人均收入大體相當，但農戶家庭平均每百戶耐用消費品擁有量只有32.66%，而上世紀90年代的城鎮居民每百戶耐用消費品的擁有量是74.51%。

在這次應對經濟危機的過程中，大量資金被投入到基礎設施中，對此還有許多不同的意見，甚至有許多批評。我個人認為，將大量資源投入到基礎設施當中，盡早解決基礎設施問題，對于創造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條件是非常必要的。就一個社會來說，這是真正積累起來的財富，同時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后勁之所在。盡管在一些地方，基礎設施建設看起來有點超前，比如在有的西部地區，高速公路修了，路上的車卻沒幾輛，但過幾年說不定就用上了。而且現在是中國搞基礎設施最好的時機。中國人口的年齡結構還比較輕，社會的扶養負擔還不算太重，現在是中國比較有錢的時候。再過十年，上世紀50年代新中國第一個生育高峰時出生的人到了65-70歲了，中國人口老齡化就真的到來了，社會的扶養負擔會大大加重，再搞基礎設施，條件遠不如現在了?？梢哉f，這十年時間，基礎設施搞了也就搞了，這十年搞不了，以后再搞也難了。

基礎設施建設的重點應該是在農村。目前我國農村基礎設施比城市要落后很多，這也是導致農村耐用消費品市場狹小，從而使得整個社會無法越過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門檻的重要原因。

2007年，我國城鎮居民平均每百戶擁有的空調數量是農村居民的11.13倍，電冰箱、移動電話、洗衣機和彩電數量分別為4.08倍、2.12倍、2.11倍和1.46倍。根據國家統計局的數據，目前，農戶家庭的大件耐用消費品中有12%處于閑置狀態，尤其以電冰箱、洗衣機等家電產品閑置嚴重。國家統計局農調總隊北京大學經濟研究中心上世紀90年代末的一項研究表明，從回歸分析得到的農戶購買可能性函數推算，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只要把電價調低40％，并大幅改善信號接收質量，每百農戶的彩電平均擁有量，將會在現有基礎上提高11．5臺，達到大約50臺／百戶的水平；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將電價調低40％，并實現村村通自來水，1999年農戶洗衣機的每百戶擁有量將提高22．6臺，達到46．6臺／百戶的水平。

但是，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必須和城市化聯系在一起。我們現在三分之二的人口在農村分散居住。在這種情況下，要實現家家上下水，村村黑色路面，可能嗎？不可能。所以，基礎設施和城市化是密切聯系在一起的。

完善消費信用制度

消費信用制度就是我們通常所說的按揭、分期付款這樣一種金融制度，這是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又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這一次美國的次貸危機使人們對消費信用制度的濫用增強了警惕，但盡管如此，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可以說沒有消費信用制度，我們就無法過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坎兒。

下轉42版

上接41版

耐用消費品的消費和生活必需品的消費是兩種不同的消費模式。柴米油鹽這些生活必需品的特點是數量多、單價低，消費起來沒彈性。糧食我們一個人一年吃幾百斤，一斤一兩塊錢；肉一年吃幾十斤，一斤十來塊錢。而且這東西是生活必需品，你不能不吃。但耐用消費品就不一樣了，它的特點是數量少、單價高，一套房子動輒一兩百萬。到了這樣的時代，面臨的問題是昂貴的耐用消費品的價格和人們有限的收入之間的矛盾。這個矛盾不但中國有，美國、歐洲也是存在的。解決這個矛盾最直接的方法就是消費信用制度。它使你可以分期付款，可以把一輩子可能掙的錢提前一次性花出來就買這一兩件東西。

所以，在一個社會中，消費信用制度發展的程度如何，直接決定耐用消費品市場的大小。以眼前的房地產市場為例，收入房價比這么低，但人們還像買蘿卜白菜一樣地買房子。沒有消費信用制度，這可能嗎？真正能夠全款買房子的有多少？從這里我們也可以看出消費信用制度的重要性。從這個角度看，我們可以通過按揭的杠桿，鼓勵人們買第一套房，同時也利用按揭的杠桿抑制人們購買多套房，特別是炒房。

消費信用制度這個東西我們過去是沒有的，現在有了，但是現在用的面還是很窄的，也就買房是用這種制度。對于買車，雖然各個4S店都有分期付款的規定，但是很少有人去用。這與美國這樣的國家是很不一樣的。在美國，不但買房買車，就是買電腦買電視，很多人也是分期付款。因此，發展消費信用制度，是解決過耐用消費品時代這個坎的一個極為重要的條件。盡管這次美國的次貸危機是在這個環節上出了問題，但到了耐用消費品時代，沒有這個東西是不行的。

健全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

消費信用制度是不能單獨起作用的，這時候如果你還有無窮的后顧之憂，不知道怎么養老，不知道將來有病有沒有人給治，不知道小孩的學費在什么地方，就是有分期付款、有按揭你也不敢用。為什么我們現在消費信用的面這么窄，原因就在這里。手里的錢都不敢花，銀行里的儲蓄都不敢用，還怎么會去借錢消費。

所以這個時代必須得有個條件和它配著使用，這就是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社會保障、社會福利我們講了這么多年，好像不陌生，但社會保障和社會福利制度究竟是什么？過去我們更多的是將社會保障與社會福利制度作為一個公平的問題去看待，這無疑是對的。但如果這么來看的話，你會覺得還可以悠著一點來，將來經濟發展水平高了，我們再搞得更好一點。

但如果把社會保障看作是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這個坎必不可少的條件，那么，對其緊迫性的感覺就不一樣了?？梢哉f，到了這個時代，有條件得搞，沒條件創造條件也得搞。在我們這個社會中有一個普遍的誤解，以為社會保障是需要錢的，得政府手里的錢多得花不了的時候才能搞社會保障。美國是什么時候開始搞社會保障的？1935年。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完全從大蕭條中走出來，當時經濟狀況一團糟，財政收入的狀況一團糟，是急急忙忙搞社會保障的。為什么？因為到了耐用消費品時代，是在過這個坎，沒有社會保障人們就不買你的的東西，就是這么簡單的道理。

其實，現在中國的社會保障不是錢的問題。我國去年的GDP是33萬億元，按照周天勇教授的計算，政府通過各種方式拿走的有11.5萬億元。這是一個很大的數字了，但在社會保障上的投入卻非常有限。陜北的神木去年搞全民醫改，包括農民在內全縣40萬人看病全報銷，一年的時間運轉下來，一個人平均只需340元。也就是說，全國13億人口按照神木的標準免費看一年病，只需要4000多億元。而我們一年“三公消費”就1萬多億元。也就是說，我們一年的“三公消費”就夠全國13億人口按照神木的標準免費看三年病的。去年全國維穩和國內安全的費用是5000多億元，僅這一筆錢就夠全國13億人口按照神木的標準免費看一年病。因此，不是錢的問題，是指導思想的問題，是制度的問題。

社會保障的實質是營造可以給人們提供確定預期的經濟社會環境。一個社會要真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人們要正常地消費耐用消費品，這樣具有確定性的社會經濟環境是不可缺少的。而我們現在的內需不足，尤其是對耐用消費品的需求不足，與社會經濟環境缺少確定性是有直接關系的。從理論上來說，在中國要營造具有確定性的經濟社會環境，除了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之外，至少還需要解決這么幾個問題。

第一，進行用工制度的改革，提高就業和收入預期的確定性。這些年來我們形成了一種很壞的理念，以為職工和用人單位的關系越是不穩定，越是朝不保夕，才越是市場經濟。結果不但使得我們這個社會在職工技術水平提高上缺乏動力機制，而且更重要的是使人們無法形成穩定的就業和收入預期。人們不得不努力存錢以應對這種不確定性。

第二，要善用已有的社會財富。我國現在居民住房的總價值大約在100萬億元以上。要善用這筆財富，增強社會經濟環境的確定性。在房地產的調控中，基本的指導思想應該是，幫無房者買房，促有房者消費。不但不能夠征收物業稅，反而要宣布50年內都不會征收物業稅，穩定有房者的預期，促其消費。但要從信貸和按揭上嚴格限制多套房貸款，不能繼續鼓勵有房者特別是多房者買房，從而控制房價的惡性上漲。

第三，控制通貨膨脹，穩定物價。記得在德國在二戰后經濟動蕩時期，有人說過這樣一句話，在一個社會中，如果人們連對貨幣的信心都沒有了，對其他的東西也就很難有信心了。穩定物價是營造具有確定性社會經濟環境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條件。

擴大中產階層

一個社會要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貧富差距還不能太大。如果一個社會貧富差距很大，兩極分化，除了窮人就是富人，除了富人就是窮人，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大不了。富人是能夠消費房子、汽車、家用電器，但是富人的數量在任何社會都是少數，這個時候必須得有一個不斷擴大的中產階層，得讓中產階層能夠成為耐用消費品的消費者，它的規模還得不斷擴大。中央政府最近幾年一直在強調擴大中等收入者群體的規模，也就是為了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這個時候問題又來了，中產階層不是你說讓它大它就能大的。美國、歐洲的中產階層靠什么？白領。光是坐在辦公室里、對著計算機的白領就把中產階層給撐得差不多了。但是中國走這條路有可能嗎？現在我們是十三億人口，農民占多數，高等教育是這樣基礎，產業結構又是這樣一個產業結構，歐美的路子是走不通的。

那么我們的中產階層或中等收入者群體從何而來？前幾年我曾經提過一個想法，即通過政策的引導，造就大量的熟練技工，讓熟練的技工成為中國中產階層或者中等收入者群體的一部分，哪怕是比較靠下的一部分也行。這個想法比較現實一點。如果這條路走通了，可以同時解決中國社會幾個非常要命的問題。

首先，中間的這一塊大了，兩頭就小了，可以緩解貧富懸殊的問題；其次，中間這塊大了，耐用消費品的市場就可以逐步發育起來，可以解決內需的問題；再次，如果能造就大量的熟練技工，又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產業結構?，F在一說提升產業結構，到處都在喊技工荒，如果通過這個途徑造就大量熟練技工，無疑有利于轉變發展方式，提升產業結構。但進一步說，要造就大量熟練技工，還需要解決一系列問題，其中最重要的有兩個，一個是職業教育的發展，一個是用工制度的改革，正如前面已經講到的，要穩定用人單位與職工的關系，而這些年我們走的是相反的路，結果不但是惡化了人們的就業和收入預期，而且也不利于技術熟練工人隊伍的形成，因為真正技術熟練的工人不是職業技術學校能夠培養出來的，是用工制度的產物。

更進一步說，一個社會要真正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需要對社會中的利益關系做出根本的調整。日本在經濟起飛的時期曾經實施過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當時是計劃從1960年開始，用十年的時間使國民收入增加一倍，后來是提前實現了。這個計劃對于日本的經濟起飛，特別是對于日本跨過從黑白電視到彩電，從彩電到汽車階段這兩個坎，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我們也已經到了對國民收入的格局，對社會中的利益關系進行重大調整的時期。只有理順了社會中的利益關系和利益格局，我們才能形成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的堅實基礎。

總而言之，對于一個社會來說，進入耐用消費品時代是一個重要的轉變，而要實現這個轉變，要真正過這個坎，需要一場深刻的社會變革。只有一個新的社會，才能支撐一個新的經濟時代。

(本文為作者演講整理稿節選。經作者修改后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