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正值重估中國歷史成為一種時代潮流，芮沃壽把他在芝加哥大學人類學系與聯合神學院所作的6次演講，結集成書，遂成這本迄今仍為美國大學了解中國佛教的必讀之書——《中國歷史上的佛教》。

這本薄薄的小冊子，從漢代佛教自印度傳入中國說起，一直講到它在 “近代西方力量的沖擊下中國傳統文明粉碎”語境下的挑戰，行文高度概括，顯示出作者對中國佛教史敏銳的宏觀把握能力。

芮沃壽與費正清同為美國漢學研究奠基人，專攻佛教及隋唐史。1951年，他與費正清等人發起成立中國思想研究會，擔任主席。他還長期出任中華文明研究委員會會長。他和妻子芮瑪麗，是對現在風頭無二的史景遷影響最大的漢學啟蒙老師。

佛教于漢代傳入中國的社會基礎是什么？芮沃壽認為，當漢代制度秩序開始崩潰乃至垮臺時，與該制度交織在一起的儒學也衰落了，一個根基已經動搖、撕裂的社會，成為異域的思想和制度得以植入的極有希望的溫床。經過一段時期的準備，在南北朝時期，佛教在南北方都贏得了最高統治者的支持和保護，傳播到全社會的各個領域，“普世性的佛教起到了彌補社會裂痕的作用，為信徒提供精神支持?！?P>而隋唐則是佛教發展的黃金時代。最高統治者大力支持佛教，佛教寺院遍及全國，佛教全面而成功地在整個中國建立起來，中國接過了佛教思想發展的接力棒，天臺宗、華嚴宗、禪宗等流派將佛教思想中國化推向高峰。但自宋代以后，高漲的新儒學運動不知不覺挪用了佛教思想中的元素，而佛教本身則漸趨衰落，迨至民國革命潮涌，則教義更為不彰。

芮沃壽對佛教在中國興衰史的梳理頗具洞見，但細節處并非沒有可商榷之處。譬如他在第四章“獨立成長時期”說，大乘佛教的教義有三個時期說（正法、像法、末法），“到了末期宗教會消失，一旦人類進入這個有特殊跡象的末法時期，就沒有政府值得信徒的尊敬和忠誠”。芮沃壽認為，這個教義極有可能被煽動者或謀求篡位者利用。但事實是，佛教從來沒有說過末法時期不應尊敬和對政府忠誠，這個溫和的信仰體系，從來不鼓動暴力造反。一萬年時長的末法時期結束后，佛教將消失，但不意味著其他宗教也不會存在。至于佛教里所謂的彌勒佛降生，是在數億年之后的事情了。

這其實也為佛教在近代所遭遇的另一種詰難提供了答案。在這本書的結尾，芮沃壽指出，使佛教在現代中國的復興夭折的缺陷是它不關心政治的特性，“在眼盯著西方宗教的獨立、尚武的現代中國人看來，這顯得不合時宜?！钡拇_，在武裝殖民和革命的年代，尚武精神受到推崇，隨遇而安并在不同政體下用慈悲精神影響社會的佛教，難免政治不正確；但如果從更長時段看，這種不介入政治的特性未嘗不是世間之福。佛教的歷史上，沒有其他宗教出于理念的血腥征戰歷史，即為明證。

包括在臺灣，威權體制轉型前后，基督教長老教會參與甚大，直至現在仍是民進黨的鐵桿粉絲，其經常性的立場大于是非的行動取向，實堪詬病。反倒是與政治保持距離的佛教，在社會領域的深耕更能展現成績，如慈濟佛教功德會，已是揚名國際的華人之光。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所要警惕的反而是那些對政治過于熱衷的佛教徒。

雖然深知歷史不會自我重復，故人類沒有未卜先知的能力，但芮沃壽在這本書的結尾，仍希望通過正確理解中國應對佛教傳播的長期努力，來 “解釋那個文明在當代的形成，并且顯示它會如何回應眼前以及將來面臨的挑戰”。距芮沃壽撰寫本書已有半個世紀，主流思潮朝三暮四，變化令人目不暇給。雖然每個時代領思潮之先者都有自己的確信，但后世總能從其背影覷見幼稚、莽撞與自大。佛教當然也要隨其時代而變，但隨緣中應有不變的堅持，不盲目與時代的浪潮起舞，才庶幾可免百年后之譏。

而經過“文革”的大陸，佛教的重建尚需時日。偏居東南一島的臺灣，佛教蔚然已成社會凈化之中堅，其發展軌跡，頗多可供借鑒者。

（作者系資深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