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家是中國經濟可持續增長的動力
一
經濟增長是一個國家的國民財富隨時間而不斷增加的過程。在過去三十年的改革開放時期,中國經濟的巨大潛力終于釋放出來,實質國民生產總值保持了快速增長,數以億計的人口脫離了絕對貧困,數以億計的人口變成了中產階級,也有數以萬計的中國人變成了億萬甚至十億萬富翁。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三大貿易國和外匯儲備最多的國家,中國經濟在全球經濟中的地位與影響與日俱增,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顯著提高。
就在這一時期,中國各行各業涌現了一批企業家,在中國經濟邁向市場化的時代浪潮中應運而生,茁壯成長,充滿了朝氣與生機。這些企業家有的農民出身,有的棄官下海,有的海歸創業。與計劃經濟時代的政府行政官僚或國企干部不同的是,這些企業家們基本上是白手起家,背水一戰,自創業之日起就在傳統計劃經濟的夾縫中求生存謀發展,在激烈的市場競爭中角逐拼搏,適者生存,優勝劣敗。許多企業家創業伊始就碰壁失敗了;有些先繁榮景氣一時,然后走了下坡路;極少數的因其商業模式的優越,管理能力的出眾,意志的頑強堅毅,或者好運氣,終于生存了,成功了,建立了在國內甚至在國際市場有影響力的企業。
企業家作為一個新生群體或階層,為中國經濟近三十年來的快速成長立下了汗馬功勞。他們創造了成千上萬的就業機會,為國家提供了重要的稅收來源,產生了顯著的經濟效益和股東價值。中國享有今天所取得的繁榮、穩定和進步,中國的企業家們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但是,在企業家的地位和價值逐步得到政府和社會承認和肯定的同時,他們也受到許多誤解、質疑和批評。除了事業上的巨大壓力之外,企業家們還要承受不小的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壓力,甚至承擔額外的政治上和法律上的風險。有證據表明,企業家所面臨的不確定性近年來已經導致了資本與財富的外流。這種狀況如果延續,有可能嚴重挫傷中國企業家的積極性和創業熱情,從而危及中國經濟未來的可持續增長。
二
回顧世界經濟史,尤其是英國工業革命以來,任何一個國家的經濟起飛,無不是一群有遠見有雄心的企業家們在其中扮演主導和中堅的力量。市場經濟制度之所以比人類歷史上任何一個其他制度都更富效率和更具創造財富的能力,就是因為該制度最有效地提供了財產權利保護、自由創業和自由競爭的良好法律,政治和社會環境,從而使得企業家能夠如魚得水,充分發揮其潛能和才干。
企 業 家 的 英 文 詞 為 en-trepreneur,源自古法語,指發起、組織和管理一個商業企業并承擔其風險的人。在中世紀的歐洲,有才華的人如果不能世襲成為王公貴族,則孜孜追逐教會職位和行政官僚的俸祿。但是歐洲文藝復興后,社會變得更為自由、開放、多元,垂直流動性顯著提高。對于王權和教會的僵化特權體系的藐視,對于理性、人權與獨立的崇尚,企業家作為一個新型社會與經濟階層應運而生,為工業革命提供了強大的催化劑。英國、歐洲大陸和北美作為強權的崛起,正是企業家為其打下了堅實的經濟基礎。日本與東亞“四小龍”的工業化,企業家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同樣,中國最近三十年的經濟奇跡,企業家功不可沒。
在2008-2009全球金融危機和經濟衰退后,經濟再平衡與可持續發展成為了中國必須面對的尖銳挑戰?!八娜f億”人民幣的政府財政刺激與“十萬億”的放松銀根雖有成效,但畢竟只是短期性的反周期政策舉措。從中長期而言,只有民間的投資、就業與消費繼續保持較快的成長,才能推動中國經濟可持續地增長。而把資本和勞力等生產要素有效地結合起來從而創造并增加價值的就是企業家的功能和作用所在。
二十世紀初的哈佛經濟學大師約瑟夫·熊皮特最先確立了企業家在經濟長遠增長中的核心作用。創新、創業、落伍、淘汰,到再創新、再發展,市場經濟的巨大活力和能量正是來源于這一 “創造性的破壞(creativedestruction)”的動態過程。
從某種意義上說,2008-2009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也揭示了這一現象。美國擁有全球最發達最有效率的金融體系。但是金融創新尤其是信用衍生品出現了“過度”與泛濫,導致了許多金融機構與企業的減記和損失,市場和實體經濟出現了一個不可避免的極端痛苦的調整。在2008年底的危機高峰之后,一些中國的觀察家斷言華爾街崩潰了,自由資本主義模式失敗了,美國從此將一蹶不振。但是,這類結論顯然為時過早,有失偏頗。
市場經濟總是會呈現周期性的波動,偶爾會出現嚴重的急劇的波動,甚至經濟危機。但是,不容忽視的是,自由市場經濟也具有較強的自我調整能力。在政府的適當干預下,市場經濟可以實現較快的矯正、愈合、復蘇和增長。即使上世紀三十年代空前嚴重的經濟 “大蕭條”,也未能摧毀市場經濟固有的調整和恢復機能。雖然凱恩斯主義反周期政策發揮了顯著的作用,但最重要的原因還在于企業家精神——這種凱恩斯稱之為“動物精神”的創業沖動和冒險精神使得市場經濟制度具有頑強的生命力。正是企業家精神確保了 “大蕭條”后的美國經濟復元,刺激了新的科技革命,孵化了嶄新的高成長產業,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美國經濟長期繁榮奠定了基礎。
三
美國的法制與自由企業,對于私有財產的有效保護,開發新大陸的拓荒精神,新教的倫理價值體系,和移民社會自然形成的流動性與“自我奮斗”傳統,使得美國成為了企業家的理想搖籃。安德魯·卡內基,約翰·洛克菲勒,JP摩根,亨利·福特,托馬斯·愛迪生,亞歷山大·貝爾,山姆·沃爾頓,比爾·蓋茨,沃倫·巴菲特,史蒂夫·喬布斯,楊致遠,杰夫·貝佐斯,謝爾蓋·布林,拉里·佩奇等等著名企業家的創業故事不僅在美國家喻戶曉,就是在世界其他地方包括中國也是耳熟能詳。事實上,中國近十余年在IT和互聯網成功創業的企業家大都是借鑒了美國企業家的創新經驗,把已經在美國成功了的商業模式和技術應用移植和復制到中國市場。華盛頓的政治機器可能顯得低效,無能,令人沮喪,但是美國私人商業部門的自由、效率與創造力,卻是值得世界羨慕和仿效的。
最近剛過世的美國經濟學大師保羅·薩繆爾森曾說過,美國人的主要行當就是經商創業 (原文為 American’sbusinessisbusi-ness)。的確,當一個社會的絕大多數人都在孜孜不倦地創造就業、貢獻稅收和積累財富,而不是孜孜以求地等盼分配工作、分享稅收和財富的再分配,那么成為這個社會主導力量的將是企業家,而非“尋租者”,這個社會就不會容易滑入停滯和衰落,就具備了經濟增長的永久動力。
可慰的是,改革開放后中國涌現了一批優秀的企業家,柳傳志、魯冠球、任正非、侯為貴、馬云、施正榮、張躍、王傳福、馬明哲、陳東升等等。他們充滿了創業的理想和激情,為中國的經濟起飛做出了貢獻。但是,中國的企業家群體還是十分弱小。一方面,在復雜多變的市場中,他們必須不斷完善自己的商業模式,加強核心競爭力,尤其是開發知識產權,才能繼續把企業做大做強;另一方面,在中國的轉軌經濟制度下,法治仍不完善,隨意性的行政干預和官員腐敗濫用權力,使得企業的外部經營環境不可預測,充滿風險,企業家如履薄冰。此外,在企業家取得商業成功和財富后,社會公眾對他們的期望和要求也自然上升。因此,中國企業家也相應必須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除了守法合規經營、自覺履行交稅義務以外,還要樹立道德誠信和維護聲譽,熱心社會公益,在環保、教育、濟貧與慈善事業領域發揮領袖作用。
但是,企業家的首要責任是建立成功企業,創造股東價值。歸根結底,創業和創新,是擴大就業、稅收和解決社會問題(如貧困等)的根本之途。
企業家是中國經濟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真正動力。因此,我們必須尊重、愛護和鼓勵企業家,尤其是在中國的青少年中倡導和弘揚將使中華民族長盛不衰永葆活力的企業家精神。
(作者系經濟學家、原高盛大中華區主席,本專題由本報和中國企業家論壇聯合推出,本期完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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