貝多芬中國“獲勝”記 （下）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員leiyi5684@vip.sina.com

　　矛頭指向周恩來的 “批林批孔批周公”運動此時已經開始。批判“貝多芬們”和“無標題音樂”自然成為這個運動中的一部分，從1973年12月起，全國報刊上突然登出成千篇各類 “大批判小組”寫的批判無標題音樂和西方古典音樂的文章。沒有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可能很難想象如此簡單粗暴的觀點曾是“金科玉律”，而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可能多已淡忘，故恕我在此詳引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幾篇 “大批判”文章的觀點，因為這些文章典型地反映了“文革”的邏輯與文風。

1973年12月23日，《文匯報》發表了署名“殷言石”的《老譜襲用舊調重彈》的大文章，文中批判道：“據說，有一種‘理論’，認為某些西方資產階級古典音樂，沒有什么深刻的社會內容，它只是表現了某種情緒的對比和變化，因此，都可以拿來演奏、欣賞。言下之意，是說世上存在著一種超時代、超社會、超階級的音樂，還存在著一種超時代、超社會、超階級的‘情緒’。人們不禁要問：難道馬克思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對這類音樂竟然不適用了嗎？！難道辯證唯物主義的存在決定意識的基本觀點，竟然在這種所謂‘健康’、‘明朗’的‘情緒’的‘對比和變化’面前，化為烏有了嗎？”文章結論是：“他們竭力抽去文藝和音樂的時代性、社會性、階級性，正是企圖從文藝領域‘打開窗口’，讓資產階級文藝來毒化空氣，從而為復辟資本主義準備條件”，“這種舊調老譜的重新出籠，正是當前文藝戰線兩階級、兩條路線激烈搏斗的新表現，我們決不可等閑視之?！?P>1974年1月6日，《北京日報》署名“朝華”的《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說：“德國資產階級作曲家貝多芬（1770-1827）的《第十七奏鳴曲》，沒有注明標題。當有人問他，你那首奏鳴曲是什么意思時，貝多芬回答：‘你去念念莎士比亞的《暴風雨》吧！’我們知道《暴風雨》正是宣揚資產階級人性論的”，“馬克思指出：‘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骯臟的東西?！Y產階級的音樂，正是對這種骯臟東西的頌歌”，“資產階級當然可以認為十八世紀奧地利資產階級作曲家莫扎特作品中具有‘明朗’、‘健康’的情調。但是，我們無產階級卻清楚地知道，這種情調和《白毛女》第七場‘太陽出來了’的大合唱洋溢著的開朗、奔放的情感，是根本不能相提并論的?！栋酌分小柍鰜砹恕拇蠛铣?，以沸騰的豪情，歌頌了中國人民心中的紅太陽毛主席、共產黨，展現了翻身農民得解放，‘芙蓉國里盡朝暉’的一派動人景象。這種磅礴的感情，這樣豪放健康的情調，是那些資產階級音樂根本無法比擬的?！?P>隨后，其他一些地方報紙也發表了大量批判文章。經過“地方報紙”的“火力偵察”后，“中央大報”開始“正面攻擊”。1月14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文化部大批判寫作小組 “初瀾”的《應當重視這場討論》的文章，對“人性論”做出猛烈批判：“我們還要看到這種反動觀點以及它所代表的崇洋復古傾向的危害性”，“將會為資產階級文化重新泛濫大開方便之門”，“蘇修搞和平演變，就是利用文藝（包括音樂）作為復辟資本主義的手段之一”。2月8日又發表了“初瀾”的《抓住實質深入批判：再談應當重視關于標題音樂、無標題音樂問題的討論》：“那些印象派、現代派的音樂作品不是經常寫著什么‘松樹’、‘噴泉’、‘月光’之類的標題嗎？但是只要運用階級觀點來加以分析，我們不難透過這些光怪陸離的音響，看到其中所反映的資產階級烏七八糟的腐朽生活和頹廢情調。特別是現代修正主義的音樂作品，往往在‘革命’標題的掩護下，大肆污蔑、丑化人民革命斗爭和勞動人民英雄形象，惡毒攻擊無產階級專政和社會主義制度。由此可見，音樂作品有沒有標題，這絲毫不能改變作品本身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內容和階級實質，絲毫不能改變作品本身客觀的社會作用”，“宣揚地主資產階級的人性論，抹煞音樂作品的階級性，這是‘階級斗爭熄滅論’在音樂方面的一種反映。我們必須予以徹底揭穿，進行嚴肅的批判”。

不久，《紅旗》雜志第4期發表了“初瀾”的《深入批判資產階級人性論：從標題與無標題音樂問題的討論談起》，特別舉“貝九”為例說：“就拿西方古典音樂的代表作——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來說，在該曲末樂章的合唱部分，高唱‘一切人類成兄弟’，‘擁抱起來，億萬人民，大家相親又相愛’，就是在宣揚資產階級人道主義思想”，“正是在這種虛假的‘人類之愛’的旗幟掩護下，資產階級對無產階級和勞動人民進行著極其殘酷的剝削”。這篇文章把“將不同時代、不同階級的音樂作品混為一談”上升到“既掩蓋了音樂領域階級斗爭，同時也就否認了政治領域中的階級斗爭和它的歷史發展”的高度。還說“人性論”會導致崇洋復古、對資產階級的投降，而這“正是喪失無產階級的革命立場、革命原則的階級投降主義和民族投降主義在文藝領域中的反映”。作者似乎已經預見到一年多以后批“黨內最大投降派”的“評水滸”運動了。

這年的1月17日，《光明日報》也發表署名“向欣”的《決不許為文藝黑線翻案》一文，說否定音樂的階級性“正好迎合了帝國主義、社會帝國主義從各方面包括文化方面對我國無產階級專政進行顛覆和侵略的需要”。1月24日又發表署名“戈楠”的《歷史的真象與現實的斗爭：無標題音樂沒有階級性嗎？》的文章，說“無標題音樂”過去是資產階級向封建階級奪權的一種形式，所以現在被打倒的地主資產階級也可以利用這種形式“向無產階級進行奪權斗爭”；國內外階級敵人可以“通過它來進行腐蝕和滲透，以實現他們搞‘和平演變’的迷夢”；帝國主義和社會帝國主義“也可以同樣利用它來進行思想滲透和文化侵略，以達到他們對我國進行顛覆和侵略的反動目的”?？傊?，“在無標題音樂的問題上，實際也存在著復辟與反復辟、腐蝕與反腐蝕、滲透與反滲透的階級斗爭?！?P>“上綱上線”到這種程度，是1962年重提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后形成的一整套“階級斗爭話語”的必然結果。在這套話語宰控下，為“貝多芬們”“平反”自非易事。

1977年初，“四人幫”已被粉碎3個月，萬象更新，李德倫想起周恩來關于西方交響樂和貝多芬的談話，認為中國應為貝多芬“平反”。3月26日是貝多芬逝世150周年紀念日，世界各地音樂界都將舉行紀念活動，李德倫因此向一位他認識的文化部副部長建議，中國也在3月26日舉行紀念貝多芬的演出，以示“平反”。但這位副部長知道茲事體大，不敢擅做主張，于是請示部長；部長也不能決定，于是請示中宣部；中宣部也做不了主，于是請示主管文化的政治局委員；這位政治局委員還是不能做主，于是提交政治局討論。最后，直到3月23日晚9點，李德倫才得到經政治局討論獲準演出《命運》的通知。不過，3月25日《人民日報》刊登的“中央樂團演出交響音樂會”的廣告中只標明演出的節目只有交響詩 “劉胡蘭”、琵琶協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和弦樂曲“二泉映月”等，《命運》仍屬不能具名的“等”之列，顯示了當局的謹慎。但無論如何，在那套嚴酷非常、極具壓迫性、威脅性的“階級斗爭話語”沒有來得及清理前，能批準公演貝多芬，在當時情景下，委實不易，確實表現了最高領導層的開明、決心、勇氣和擔當，未經歷過“那個年代”的人們，恐怕很難理解此點。

3月26日，中央樂團在北京公演《命運》震驚了中國，也震驚了世界。10月20日，中央樂團再度公演了《命運》，英國前首相希思（EdwardHeath）出席了這次音樂會，回國后，他在11月11日的 《每日快報》發表了題為《貝多芬在中國獲得勝利的聲音》的文章，向世界介紹貝多芬在中國“獲勝”的偉大意義。

多年后，李德倫回憶這段經歷時充滿感慨地說：“外人卻不知道，我們向前邁出的每一步都要經過多大的努力，多少艱辛！今天，人們打開收音機經?？梢月牭礁哐诺墓诺湟魳?，貝多芬、莫扎特等大師的作品磁帶、唱片也可以買到。但在十幾年前，想搞一場演出卻要經過政治局的批準?！保ā督豁懭松罚┑负笕瞬粫偕烁袊@了。但是，只有前事不忘，后人復嘆之殤才可能不再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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