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觀察報 社論 旨在鼓勵民間投資的 “新非公36條”發布已一年，執行效果如何？國家發改委投資司官員上周表態：“總體是推進的，但特別不均衡?！痹摴賳T說，只有北京、廣東、浙江、江蘇等省份制定了實施細則。從行業來看，鐵路、能源、金融、市政公共事業等重要領域并沒有進展。

這幾乎是預料之中的事。一年前，“新非公36條”發布之前，本報曾經刊發社論，追問“我們需要多少36條”，我們的疑問至今未改。2001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之時，當時的國家計委就曾發文為民間投資松綁，2005年“非公36條”被奉為綱領性文件，2010年的“新36條”則被評價為“操作性和指導性更強”。言猶在耳，如今看來，“新36條”并未體現出應有的操作性和指導性。

10年間一個國家部委文件，兩個國務院文件，對民間投資的禮遇不可謂不優厚；民營業者幾經起落，壟斷行業堅冰未破，我們面對的現實不可謂不殘酷。被眾人期待有加的政策無法落地生根，再簡單地炮轟壟斷沒有什么實際價值，再督促各省各市各區制定實施細則，恐怕也難以收到實際的效果。就破除壟斷而言，真正有發言權的都是中央部委，“新36條”發布之時，國務院曾經做過明確的分工，有案可查。如今不妨對照來看，各部門做得究竟如何。

國務院文件落實不下去，追究責任是應該的。不單是這一次。我們以為，還應該翻翻舊賬，看看“舊36條”在執行過程中間到底出了什么問題，卡在了哪些環節。要知道，這很可能也是“新36條”無法推進的原因。甚至因為2005年的那一版“非公36條”無人再提起，一些官員難免會有比照的心理，以為對“新36條”也可以虛以委蛇，直到出臺新的政策文件。追究責任就是要那些官員丟掉敷衍的想法。

盡管如此，民資新政無法落實，問題不全在于高級官員推行不力，或基層政府推脫卸責。從2001年到2011年，中國經濟從低谷進入新增長周期，一路高歌猛進，繼而因金融危機而陷入低谷，如今又正處在高通脹與緊縮周期中。十余年間，民間投資從被鼓勵、被追捧，到遭遇挫折，一路承受懷疑與排擠，又到現在的被鼓勵和被引導，市場的大門開開合合，實用主義和機會主義成為很多部門和地方對待民間投資的真實寫照，特殊利益集團的推波助瀾，則使得這一境遇中的企業雪上加霜。

這正是民間投資自由生長的大敵。2010年，中央政府在中國尚未完全擺脫危機影響時發布 “新36條”，就是因為意識到經濟復蘇需要民間投資的勃興，中國進入新的增長期必然以民資的重新活躍為標志。不過一年來，持續的貨幣緊縮使得中小企業身處危情，即使是大型企業也無力與挾資金與政府支持四處擴張的國企公平角力。在一些領域，民企邊緣化已經是可見的現實。而在通脹壓力下，上游原材料價格上漲，下游呢，政府部門以約談等行政性手段禁止漲價。這進一步扭曲了市場體系和價格關系，由于大部分民企身處市場下游，這也意味著民企將可能成為這一輪通脹中最大的受害者。

我們已經沒有太多的時間去反省和炮轟了。中國站在新的起跑線上，無論是完成一輪結構調整，還是實現人民富裕，或者更深度地融入世界經濟，民間資本都將是經濟肌體能量的主要創造者。如果作為市場主體的企業無法放開手腳，我們無法想象，這個國家將以怎樣的姿態走向漫長的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