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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尼摩 

問=張子言 答=菲利普·尼摩 

問：在思想上，曾經有哪些人影響過你？ 

答：首先，我自己是一個哲學家，所以實際上我會受到所有哲學家的影響。當然，其中哈耶克對我的影響是很深的，我在30多歲的時候接觸到他。在當代的哲學家里面，卡爾·波普爾和另外一位法國的哲學家勒內·吉拉爾，一位跟宗教，尤其跟基督教聯系比較緊密的哲學家，他同時也是法蘭西學院的院士。 

問：在《什么是西方？》這本書里，你簡單提到了人口爆炸問題，西方經歷過這個問題嗎？是如何面對？如何解決的？這對當下的中國是有現實意義的，你愿意談談嗎？ 

答：其實在書里我已經解釋過了。最初，地球上人口跟動物的種群數量是平衡的，但是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口開始增長，這種增長以階段呈現，比方開始的時候人口數量比較少，有了文明之后，人口數量開始增多，到了更高的階段，就是文明發展到更高的程度的時候，出現人口爆炸。但是我并不認為西方社會已經解決了這個問題，其實現在西方社會現在還是處在人口爆炸階段的。 

在某種狀態下，在特定的階段，確實我們是希望人口增長。但實際上，當我們到達了目前這種生活狀態后，我們又希望能夠享受自己的生活，享用文明發展帶來的利益，能生活得更好，而不僅僅是發展人口。  

問：古希臘時代的哲學家像柏拉圖、蘇格拉底、第歐根尼，現在的人們很容易覺得他們活著的時候一定是“大明星”，民眾總在他們身前背后討論他們的故事和八卦。在當時，他們確實是像當下的明星一樣的存在，是眾人矚目的焦點嗎？還是，只是因為他們恰好被流傳跟保存下來了？ 

答：在當時那個社會他們確實都是名人，不是普通的大家不知道的人，本來就是受人矚目的人，并不是說他們自己非要表現得像明星一樣。 

他們之所以現在看起來像明星，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后世尤其是十三世紀之后，中世紀、文藝復興時期，歐洲人越來越希望跟古希臘的思想產生連接，希望能夠再接續他們的思想，所以他們從眾多的哲學家、眾多的古人里選擇和挖掘出來一些最有影響，然后著作最豐富的人，所以今天在我們看起來他們顯得更像明星。 

我講西方的思想，希望能定義西方，一定會追溯到他們身上。因為西方是有歷史的，如果我們不追溯到比較久遠的歷史，我們是沒有辦法定義西方的，這就好像如果我們不追溯比較久遠的中國歷史，我們也就沒有辦法定義中國。中國古代肯定也有很多這樣的人和故事。 

問：你對東方的印象是怎樣的？怎么看待東西方的關系？ 

答：回答這個問題，我想提一下我在《什么是西方》的前言里寫到的內容。因為我是寫完這本書以后，才接觸到東方、遠東的，先是去了日本，然后又來到中國，先后跑了十四趟亞洲。我發現這是一個受儒教思想影響非常深的社會，而且所以稱之為儒家社會是非常名副其實的。在這之前，我有過很多旅行的經歷，但是沒有來過遠東。我完全被吸引住了，尤其是日本，一個非常富有而且秩序井然，同時又是高科技社會，他們在西方化、現代化方面可能做得比西方人更好。我之前去過很多國家，像伊朗、俄羅斯等等，但是我都沒有這么強烈的，類似這樣的印象。這對我來說像一個謎。于是，我用了很長時間來學習日本和中國的歷史，我覺得我發現了一個答案，那就是，在這個世界上不是有一種或者三十種文明，而是有兩種文明。 

在人類存在的二十萬年間，一開始人是以部落為形式生活，巫術、祭祀，以這些方式來生活，而這些生活方式阻止人們去認識大自然。人在這種部落的狀態下生活了二十萬年，從這種狀態里面走出來時，分成兩種狀態，但是這兩種狀態是分開的，一種是現在地中海那邊的，一種就是在中國這邊的。人們都從這種，我暫且稱之為蒙昧的狀態里面走出來，但是他們走出來的狀態是不一樣的，是兩種。 

我認為儒學是一種理性的學說，儒學思想影響了中國和周邊的國家，像韓國、日本、越南，這種影響就如同古希臘、古羅馬影響整個歐洲。在很長一段時間里，中國相對于歐洲都是處于先進地位，從17世紀開始，歐洲開始發展科學，開始趕超中國。 

歐洲逐漸發展出一種強勢文明，尤其發展出了強大的勢力，開始向全世界擴張，這個時候歐洲人去到日本，或者去到西班牙，南美洲，非洲，結果是不一樣的。我在《西方是什么》里提到了很多，關于各種文明對待西方擴張和侵略的方式。但是日本因為受到儒家思想影響采取了比較理性的方式，他們能夠理解更高的文明或更強的力量，把來自這種文明和代表這種力量的人看成跟自己一樣的、跟自身相似的人，而不是把他們當成魔鬼。伊斯蘭文明理解西方文明就是把它當成侵略，當成魔鬼，而不是當成一種跟自身相似的、同等的、平等的文明來對待。 

問：哲學是有現實作用的嗎？ 

答：歐洲和中國在思想上是有共同點的，就是理性，理性思維是拒絕“魔法”（編注：迷信）的。但同時歐洲跟中國之間也有很多不同點，這些不同點可以追溯到各自的傳統。西方的一大傳統是對個人權利的肯定，對于個人自由的肯定，這建立在對個人價值的追求上。 

杜維明在西方生活了很長時間，他認為，中國人所主張的家庭幸福、和諧等等，這些其實也是個人權利的重要組成部分。所以，東方跟西方的不同，并不是不可調和的，相反它們是相輔相成的。以對抗恐怖主義來說，中國、東方和西方可以聯合起來，形成對話，但是這種對話不是外交意義上的，而是在精神、價值觀上達成的共識，形成一種共同的生活規范，這種共同的生活的規范，要建立在價值觀相互認同的基礎上。但是，這種價值觀的認同需要對話來達成。 

這種對話就需要上溯到哲學、哲學家，來尋找答案。 

問：東方和西方聯合起來，肯定會有碰撞，前景是怎樣的？ 

答：顯然會有沖突和矛盾。但是整個人類現在處于一種全新的現實當中，這種現實是前所未有的。有三個新產生的事物： 

第一個是經濟的發展。經濟的發展必須是全世界各地來協作才能高速度地運轉。 

第二個是整個人類其實都共同面對環境惡化，還有原始材料的問題。 

第三個是有合作就會有競爭和對立。在此之前，人們解決競爭和對立的方式往往是戰爭。目前這個階段，人們不能再把競爭和對立上升到戰爭狀態，因為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有可能摧毀整個人類。 

在這個時代之前，人們解決紛爭和對抗的方式，可能就是通過外交。我們打一段仗，打完仗之后我們和解、簽協議等等。但是通過外交達成的和解非常脆弱。所以，我們應該建立一種更為堅實的共同生存的基礎，這種更為堅實的生活模式或者是生存方式，就是來自于對一些共同的價值的認可。比方，對于暴力在社會當中的作用，對于個人的價值的肯定，對于個人自由的肯定等等。如果沒有對話我們不可能達成價值觀上的認同，對話非常重要，而這個對話是由哲學家，以哲學的方式才能完成的。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人類只能以哲學的方式來解決對抗和紛爭的境遇。 

問：相對于經濟，哲學和文化并沒有退化？ 

答：當然。經濟不可能獨立運行，它也是需要規則、理念才能夠運行起來。何況，偉大的文明從來都是能夠兼顧到社會的各個重要部分的。只要文明鼓勵人們閱讀、求知，有思想的人能夠不斷地接觸到外界，接觸到新的思想，跟遇到的外來人或者思想形成對話，這對整個社會發展只能有好處。 

問：你覺得作為哲學家，你的主要貢獻將會是什么？ 

答：現在回答這個問題真的太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