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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師亦友 

科爾奈非常在意每人的為人，超出學術之外的為人。他在為學生寫推薦信時，除學術之外，只要有可能，他總還要評價這個學生的為人。大量的學術和非學術的交往使我們從師生變成了親密的朋友。我們大量地討論社會主義體制下的政治、經濟、社會問題，以及我們各自的經歷和觀察。

我向他談及我的個人經歷：我父親曾被打成“右派”，我自己曾被打成“反革命”，曾經在農村勞動十年，包括作為反革命被勞改等等。他覺得所有這些悲劇都像他自己的國家，他的身邊發生的事件一樣熟悉。在《社會主義體制》這本書的序言里，科爾奈教授寫到，他的一個中國學生曾經在農村經歷過折磨，現在坐在他的課堂里。他指的既是我的經歷，也不僅是我個人的經歷，那是一代中國青年人的經歷。

我們之間的親密交往和理解，還因為一些重要的事件而深化。在我正在寫論文的時期，北京發生了重大的事件。在那一兩個禮拜里，除了在辦公室談話外，科爾奈還請我們到家里深談。跟我們一樣，他的心情非常沉重，每天都關注著來自北京的新聞。當時北京發生的一切把他帶回了1956年的匈牙利。他覺得中國發生的事情就是他的祖國曾發生的事情，深深地揪著他的心，使得他不能做別的事情。

像許多中國學生一樣，當時這個事件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刺激，情緒非常急躁，全部精力投入到了學生政治活動，基本上荒廢了學業。直到后來科爾奈找我，跟我非常非常認真地談話。他講述了自己在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所做的決策。然后告訴我：你必須做一個選擇，要么你就去做一個優秀的政治活動家，要么做一名優秀的學者，你不能做半個學者半個政治活動家，這是不可能做好的。在政治和學術之間，你必須做一個選擇。

這次談話對我非常重要。從此以后，這個忠告我一直記在心里。到底我們該怎么為社會做貢獻？怎樣做，才能夠最好地貢獻社會？我自己后來越來越清楚地認識到，我的長處，我能夠為社會做貢獻的地方，是我的學術研究。這是他對我特別大的影響，超出了學術范圍，關乎我的人生選擇。當我從這本自傳中多次讀到相關的敘述時，我覺得二十年前的情景仍然歷歷在目，猶如發生在昨夜。

我從哈佛畢業的時候，得到了幾個不同機構的聘請，包括倫敦經濟學院。當時我去征求科爾奈的意見。當他聽說倫敦經濟學院想要聘請我，他非常興奮，他說那是他在西方工作過的第一個學術機構，得益匪淺。這在我決定加入倫敦經濟學院工作上起了重要作用。后來我在倫敦經濟學院的多位同事都常常跟我講起他們同科爾奈教授的交往。例如，已故的威爾斯教授 (Peter Wiles) （他曾是當年大力推動倫敦經濟學院聘請科爾奈的人之一），著名的波蘭經濟學家哥穆爾卡（Stanislaw Gomulka），德賽勛爵（Lord Meghnad Desai），雷雅德勛爵（Lord Richard Layard）等。

我到倫敦經濟學院教書以后，一直和科爾奈保持著親密的聯系。我曾多年在哈佛國際發展研究所(HIID)兼職。那段時間，除了在倫敦經濟學院教書，每年有四五個月在HIID做研究。因此仍能經常見到他。

記得大約在1994年，科爾奈曾請我在他的課堂上給他的研究生們講中國的經濟改革。我講了中國的經濟改革同東歐、中歐和前蘇聯國家的巨大不同，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從中國的制度和歷史角度做了解釋。

我講完之后，科爾奈表達了鼓勵，但同時當著所有學生對我提出了批評。他批評我忽略了大量的政治內容。他說，雖然我省略這些內容的原因，對那些了解中國的年長者完全能夠理解。但這種忽略的方式，會讓不了解中國情況的人，包括中國的年輕人誤解，誤認為大躍進和文化革命這些事件對中國的發展起了好的作用。實際上，他對我各個方面的批評或提醒在二十幾年里是一貫的，這一直是我們親密關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