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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遇科爾奈 

我最初認識科爾奈教授是在哈佛大學的課堂上。那是1986年的春天，科爾奈在哈佛授課。當時一起選修這門課的中國同學還有錢穎一、王一江、李稻葵。當時在哈佛做訪問學者的茅于軾，以及在NBER（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做訪問學者的樊綱，也同我們一起旁聽了這門課。如果沒有記錯，鄒恒甫和胡祖六也曾旁聽過一部分。

我們一起聽科爾奈的課，下課以后也經常在一起討論相關題目。其間，我過去在農村的難友顧秀林（著名老一代中國經濟學家顧準之女）曾專程慕名從夏威夷跑到哈佛來聽科爾奈的課。她向科爾奈解釋，自稱是我在黑龍江建設兵團的“戰友”?？茽柲螌W生中用“戰友”而不是“同學”的稱謂很感興趣，他覺得很中國特色。

科爾奈的課程非常特殊，就像他在自傳中講的，他根本沒有受過正規的西方經濟學教育，完全是自己摸索的。所以他在學術上的講解和境界，都不同于標準的在西方授受的經濟學課程。他當時講授的課程，就是他撰寫《社會主義體制》這本著作的過程。

他的課程讓我們這些中國學生學者感到非常親切。因為他除了分析東歐的經濟體制之外，還有大量對于東歐體制下社會現實的描述，那種感覺真是入木三分。而其他的經濟課程不僅抽象，而且大量內容都是西方世界的經濟現象，讓我們這撥從剛改革開放的中國來的學生學者感覺格格不入。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這些西方經濟學關注的基本的經濟現象，中國當時都還沒有，當時其實中國連中央銀行都還沒有，別說貨幣政策了，所以上其他的課我們總感覺對不上。而科爾奈講的投資饑渴癥、住房怎么分配等等，這些都和中國存在的問題一樣，所以感到特別親切。

科爾奈在自傳中說他的英語磕磕巴巴，其實他的英語并不磕巴，但確實不是他的母語，不是他最舒適的表達方式，這點確實很明顯。即便如此，他的聽眾仍然很多，教室里都坐滿了。這在哈佛經濟系為博士生開的課程里很少見。絕大多數給博士生開的課程，教室里人都不多。但是科爾奈上課的教室總是坐滿了人，一些不是經濟系的人也跑來聽。一方面因為科爾奈本身大名鼎鼎，大家慕名而來。另一方面是因為當時在西方，如何理解社會主義國家和社會主義制度，以及社會主義的經濟改革，是一個非常引人關注的問題。

科爾奈寫《社會主義體制》的過程很有趣。他是提前寫好提綱和講義，然后在課堂上邊講邊錄音。他在我們這些同學中找母語是英語的同學做他的助理研究員，把錄音整理成文字，他在錄音整理的基礎上再去編輯和修訂。同時他還招聘了若干來自不同國家，比如中國（我和錢穎一），德國，講俄語的其他同學做他的助理研究員。作為助研，我們的工作就是為這部著作涉及的大量議題收集和整理各種語言的資料，把收集到的數據制作成圖表。最后按科爾奈的要求把這些變成統一的形式。

科爾奈有意識地不把自己的課程拘泥于經濟學主流的一些內容，有意識地讓他的課程面對更廣大的社會問題，同時涉及政治、體制、社會學的問題。所以他的書涉及的文獻范圍非常寬泛，有些文獻是經濟學家一般根本不會注意的。這些內容遠遠超出了東方和西方關于計劃經濟的研究。有的文獻之前我要么不知道，要么就是根本不會去讀的，比如關于極權主義、威權主義、還有韋伯關于官僚體制的內容，都是科爾奈的課引起我極大興趣去讀的。

除了授課之外，科爾奈教授還負責每周組織一個研討會（seminar）。他組織的研討會跟他授課的風格一樣，完全不限制在主流經濟學之內，而是跨學科的，把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甚至歷史學都融為一體。

給我印象特別深的是，他曾經邀請柏格森（Bergson）來演講。柏格森是個非常重要的經濟學家。在所有的經濟學課程，即使本科生的課本里也會有社會福利函數的內容，這個函數就是柏格森發明的。所以在所有的文獻中，社會福利函數經常被稱為柏格森社會福利函數，或者柏格森-薩繆爾森社會福利函數。因為柏格森和薩繆爾森是同學，后來薩繆爾森也加入，和柏格森一起完成了社會福利函數。

柏格森的第二重大貢獻在于，他一生的大部分時間都用于研究蘇聯。他是西方研究蘇聯問題最重要的人物。柏格森那次受科爾奈邀請來講的就是蘇聯問題。著名的理論經濟學家和蘇聯問題專家魏茨曼也曾應邀演講。

還有一個有趣的人物是社會學家魏昂德（Andrew Walder），他是美國最著名的研究中國問題的社會學家之一。他對中國大量的研究是針對政治制度的。記得他當時受科爾奈之邀來講的是關于中國的鄉鎮企業。許多非常有趣的人物被科爾奈教授邀請來討論，這對我來講真是大開眼界。因為在別的討論會上你很難見到這么多、范圍這么寬、跨度這么大的學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