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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一八四零年，鴉片戰爭的爆發為中國歷史開啟了一個“三千年未有之變局”。時至今日，我們依然生活在這個變局的延續中。而這一百七十年來，中國思想界始終為三個問題所困擾，亦即：西方何以強？中國何以弱？中國如何學習西方以致強？需要指出的是，前兩個問題涉及的“強”與“弱”都是泛指，且內容側重點在不同時期也有差異，但這兩個問題背后隱藏了一種心理上的“差距感”：比如改革前，這種差距感可能更多的體現在經濟與軍事上（人家國富軍強，我們國窮兵弱）；目前GDP“2”了之后，可能更多的體現在政治上（人家民主自由，我們還不夠）。第三個問題則涉及如何消除差距乃至反超，是探求“理想中國”的建設問題。面對這三個問題，不同的派別——從保守派到激進派、從自由派到極權派——站在不同的立場、通過不同的方式給出了令人眼花繚亂的不同答案。但這些紛繁蕪雜、魚龍混雜的答案似乎迄今并未醞釀出令人滿意的共識，“毛時代”官方答案一度在政治強力下被擰巴成“共識”，但其在改革開放不久即告瓦解。因此，對這些不同答案進行優劣鑒定、甄選進而會通，最終形成一個相對客觀且有助于引導“構建理想中國”的共識，是當今思想界肩負的重要使命。 

作為“中國最后的儒家”，梁漱溟先生一生倡導“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其實這在本質上仍是在思索“ 西方何以強？中國何以弱？中國如何學習西方以致強？ ” 三個問題。同時，他老人家也在《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等著作中對相關問題做過精辟論述。最近，梁漱溟先生生前部分未刊遺稿由其公子梁培寬先生整理成《中國文化的命運》一書。該書從內容上可以看做是對《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中國文化要義》等著作的補充與呼應，探討的依然是“ 認識老中國，建設新中國”的問題。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說，《中國文化的命運》一書的出版，標志著梁漱溟先生有關上述三個問題的思想圖案業已完全呈現在我們面前。仔細研讀，對于我們認識中西文化差異、形成一個 “構建理想中國”的共識必大有助益。 

西方的“強”體現在經濟、軍事、科技等方方面面。但是西方憑什么這么強？到了“五四”時大家終于明白，因為人家有“民主”與“科學”兩尊菩薩護佑。于是大家又一股腦滿懷熱情地想把這兩尊菩薩也請到中國來，卻很少有人再往下想一步：為什么“民主”與“科學”是西方獨有？梁先生《中國文化的命運》一書大約用三分之一的篇幅是來回答這個問題。他回顧了西方自古希臘至一戰這段社會史，認為西方在古希臘羅馬時期，社會結構與中國古代社會差異并不大，乃是一種分散的“宗法社會”，特點表現在祖先崇拜與多神教。但是基督教的興起粉碎了這種“宗法社會”狀態，并對社會進行了革命性重構：它以唯一的神（上帝）替代了各家各邦的多神，同時也打破了小族群和階級制度，建立了人人如兄弟一般的超家族團體（教會）。隨著后來中世紀的政教合一，基督教使得西方社會呈現“集團化”特征：從內部看，個人被牢牢鑲嵌在團體之中（比如農奴對于地主的依附，教徒對教會的依附）；從外部看，則是各個小集團之間斗爭加劇，如宗教戰爭、種族戰爭與私人恩怨等。 

在梁先生看來，這種“集團化”恰恰為西方生成民主創造了條件：一方面個人被團體壓制、束縛的越強，產生的反動力就越強。所以從“宗教改革”到“人權宣言”，反映的都是“個人意識”的抬頭，最終形成了適宜民主勃發的“個人本位”社會；而另一方面集團化生活有助于培養公民的紀律意識、組織能力與法治精神，這正是民主制度運轉所需要的公民素質。我們今天來看幾十年前梁先生對于民主的論述，真是不得不驚嘆于他的卓識：為當今政治學界所津津樂道、自詡為前沿新發現的“民主的治理理論” ——“第三波民主化國家”要實現民主，不但要建立民主制度，更重要的是要培養公民的民主素質——何曾突破梁先生的論述？ 

另外，“個人本位”的社會為其成員塑造了一種“欲望抬頭”的人生觀（也是對于中世紀宗教禁欲的反動），這種人生觀承認乃至倡導欲望的合理性。于是在欲望的指引下，人就會不斷的向外擴張，他要改造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而這一切的前提在于認識自然、了解自然：科學的產生與發展因之而成了水到渠成的事情。所以梁先生也贊嘆：近代西洋人最偉大的成功之處即在科學技術之進步，為古人之所無，亦為他方人之所無。概而言之，在梁先生看來，“民主”與“科學”為西方獨有，從根本上是因為西方在近代形成了一種“個人本位”的獨特社會結構，這種“個人本位的社會”使得民主與科學得以張揚發煌。 

相對于西方這種“個人本位的社會”而言，梁先生認為中國的社會結構乃是“倫理本位”的，所謂倫理本位，就是始于家庭親子血緣關系的倫理，涵化了整個社會人際關系，三綱五常成為國家政治和社會道德及社會秩序的根本原則。因此中國的社會缺乏西方式的團體組織和團體生活，而只有倫理關系網絡和情誼生活習俗。而缺乏這種團體生活的鍛煉，使得中國民族性呈現了諸多病態，比如缺乏公德——這個毛病今天仍然很嚴重，所以外國景點為中國游客專設漢語警示牌“請勿隨地吐痰、大聲喧嘩”，我并不認為這是一種歧視，反抱有一種“理解之同情”；缺乏法治精神——今天似乎比以前更嚴重，尤其在中小城市，“公事公辦”的成本似乎比“托熟人找關系”大上數十倍，與政府打交道如果沒有“熟人”，那心里真是一點底氣都沒有；最重要的是缺乏組織能力，所謂組織能力就是“如何作為團體一份子的能力”：既要對所屬團體有向心力，又要能與其他成員耐心協__商而推動團體前進。而中國人缺乏組織能力就表現在“在團體中，要么做皇帝，一切我說了算；要么當順民，一切都不管”，就是缺乏協商和參與。梁先生舉了民國時期學生會的例子：“各地學生會，其中熱心的廢寢忘食，真可犧牲一切，但事情必須聽他主張。如果他的主張沒人聽，就心灰意冷，好歹不問了，賭氣起來，把團體事務擱置起來也是可以的”。梁先生描述的這種“缺乏組織能力”情形，拿來形容現在大學的社團、學生會，似乎也是很貼切的。一百多年來，面對西方沖擊，江山幾度易色，民族性病態絲毫未改，強哉，中華民族！而公德、法治精神與組織能力恰是民主所必需，所以中國至今也沒把民主這尊菩薩請過來。 

相應的，在“倫理本位”的社會中，人生態度乃是“情感抬頭”的，即以對方為重?！扒楦刑ь^”的人生態度并不一定排斥欲望，但肯定不會倡導與鼓勵欲望，因為資源總是稀缺的，一鼓勵欲望就會出現“與人爭”，似乎就不“禮讓”了。所以中國人把精力放在了“人對人”的關系上，而在“人對物”方面則動力不足，科學自然就無以興了。 

顯然，梁先生是從社會文化的層面對“西方何以強？中國何以弱？”做出了解答，幾十年前的卓見依然遠勝今日之流俗庸論。其“倫理本位說”更是目前對中國社會結構最貼切描述，據說20世紀的中國社會科學界只創造了兩個被國外認可的詞匯，“倫理本位”便是其一（另一個是費孝通先生提出的“差序格局”）。然而，回答完這兩個問題，只能說是完成了“知行合一”中“知”的部分，至于“行”的部分——中國如何學習西方以致強？——則遺憾的是，以“力行”而列位“新儒家三圣”的梁先生也沒有給出有力答案，真不知道是因為“知易行難”還是這個問題本身就沒有有力答案？ 

梁先生認為，既然中國的短處在于缺乏“團體組織，科學技術”，那么就應該對癥下藥，以中國精神引進團體組織，然后以團體組織運用科學技術。具體做法就是他“鄉村建設”那一套，即借鑒西方企業組織制度的基本架構，將鄉村建設設計成為一個集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制度于一體的系統工程。比如在鄉村建立“鄉學村學”，這里的“學”按梁先生的說法即是“一面似學校，一面似公務機關，全村人不論男女老少均為學眾”，然后為他們制訂《村學須知》，處處鼓勵他們參與團體生活等。誠然，中國乃是農業國家，從農村入手解決中國的民主富強問題，似乎是很直截了當的。但是問題在于，農村是“基礎”而不是“關鍵”，在國家權力的體系中，農村乃是最下層與最邊緣的，處于被支配的“因變量”地位，__城市中的政權體系才是起決定作用的“自變量”。想通過作用于因變量而改變自變量，似乎總是徒勞。誠如熊十力先生所料：“梁漱溟等先生的村治運動，誠然是根本之計。然我總以為國家的政治的整個沒有辦法，村治運動也做不開?！?nbsp;

鄉村建設運動最后因日寇侵華而中止，因與建國后的農村政策不合而無法復蘇，似乎留給人不少遺憾與假設。不過，從上個世紀90年代至今，中國的政治學界與社會學界在農村進行了一場從思維上類似于“鄉村建設運動”的“政治學鄉土試驗”（比如用“選美國總統的方法選村長”的民主試驗），二者的環境、方式或有不同，但本質上都是想從農村入手來解決中國的民主科學問題。然而從目前來看，“政治學鄉土試驗”除了使幾位教授成名獲利之外，似無其他效果，農村依舊，國家依舊。所以即使日寇不侵華，“鄉村建設運動”也解決不了中國的民主問題。這也就意味著，梁先生也沒能很好的回答第三個問題：“中國如何學習西方以致強？”。不過令人欣慰的是，梁先生受挫的答案至少告訴我們，農村乃是因變量。欲求真民主，務本之道還是多花心思在城市政權這個自變量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