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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評選晚近二十年來大陸思想界最富爭議的知識分子,汪暉很可能是最佳候選人。從上世紀90年代初至今,他卷入的重大公共事件接二連三,引發爭議不斷,比如“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2000年的“ 長江《讀書》獎事件” 、2007年的“《讀書》換帥”風波,以及2010年3月份以來飽受熱議的“抄襲門”事件。這些事件不斷刺激著公眾的眼球,使人眼花繚亂。
一般讀者難免會產生一些疑問:究竟汪暉說了什么、做了什么,以至于看上去有那么多人對他別有用心,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更加吊詭的是:為什么又有那么多人力挺他,甚至于“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
究竟,處于各種漩渦中心的汪暉,自身又是如何看待這些的呢?
1
《別求新聲: 汪暉訪談錄》(以下簡稱《別》)似乎能讓人們有一個相對清晰的了解。
《別》書收錄了汪暉從1 9 9 3年至2007年與眾多學者、媒體的訪談、對話,主題涵蓋了近20年來中國思想界分化、世界圖景演變、藝術傳統與變革、雜志媒體與社會關系以及個人學術背景成長歷程等多方面,對于近20年來他牽涉其中的各種事件,自己的學術思路都有或直接或曲折的表達。
在與汪暉有關的爭論中,與他如影隨形,最經常被提起的一個定語標簽是“新左派”。這個名詞的流行與“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密不可分。某種意義上,這也是理解汪暉,以及和他相關爭論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大背景。
“新左派與自由主義”論戰是一場發軔于上世紀90年代中期,而至今余波未息的思想界大論戰。思想界各路人馬圍繞當下中國社會中出現的各種問題,對改革、市場化、民主、公平、自由等等發表了各自的意見。
在論戰過程中思想界隱隱約約形成了兩大派別,一方即是以汪暉、崔之元、甘陽等為代表的新左派,另一方是以徐友漁、朱學勤、汪丁丁等為代表的自由主義。那么究竟什么是新左派呢?依據汪暉的論敵之一,由主義的代表人物徐友漁的總結,所謂新左派思潮“是以西方左翼社會主義思想理論為基礎,以平等與公平為核心價值,把中國走向市場經濟的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分層化、社會失范與社會問題理解為資本主義社會矛盾的體現,并以平均主義社會主義作為解決中國問題的基本選擇的社會思潮。其核心問題是反思‘現代性’,強調國家對經濟、社會生活的干預?!?nbsp;
令人饒有興味的一點是,汪暉在接受英國《新左翼評論》雜志訪談時,認為這是一個詆毀性的標簽,是“右翼的自由主義者撿起這一標志,依據‘左派’與晚期毛澤東之間聯系造成的負面效果,暗示‘新左派’是要返回‘文化大革命’時期?!?nbsp;
然而,內心里他也不得不承認“‘新左派’這個名詞已經進入了中國政治語匯”,它的對立面是“‘新右派’或者‘新自由主義’或‘新保守主義’”相較之下,他更愿意使用的一個詞語是“批判知識分子”,在他眼中,所謂批判知識分子是“關注資本與權力、市場與國家之間的相互關聯、相互作用,分析兩者在現實進程中的實際關系”,而它的對立面新自由主義則是“從古典經濟學的信條出發,強調市場、私有產權的絕對道德優勢,而忽略市場化過程和所謂產權明晰化過程中產生的矛盾。他們強調效率優先,強調國家退出,強調面包做大,卻無法面對現實生活中資本與權力之間的復雜的關聯?!?nbsp;
2
我無意于分析雙方立場觀點的是與非。在這場論戰中,雖然雙方都強調不要簡約化立場、亂扣帽子,但論戰的發展顯然超出了雙方的預料。
今天,當我審視這場仍未塵埃落定的論戰,總覺得論戰爆發的過程似乎是一場巡邏途中擦槍走火的遭遇戰,雙方短兵相接草草的過了幾招,就迅速撤離戰場,收縮到各自戰壕內,不時打上幾聲冷槍宣示自己的存在。雙方最后都進入了自說自話的狀態,未能夠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有效對話。
這是非??上У?。在我看來,這場論戰意味著大陸思想界在80年代建立起的朦朧的啟蒙共識的徹底破裂,態度的同一性不復存在。從此,思想界陷入了群雄割據的戰國時代,各種利益群體盤根錯節、你方戰罷我登場,連橫合縱。這種亂象所帶來的惡果在各種事件中一而再、再而三的顯現,令路人大有瞠目結舌之感。
明乎此,再看汪暉對其所陷諸多事件的態度不禁了然。
在2000年的首屆長江讀書獎評選中,作為該獎承辦單位《讀書》雜志的主編汪暉以其文集《汪暉自選集》獲獎,坊間輿論一時大嘩。諸多人士紛紛撰文認為該獎評選過程缺乏公正性,汪暉難逃“自己給自己評獎”的嫌疑。這一件事對汪暉的“刺激”應當極其深刻,以至于在2007年接受《南都周刊》關于“《讀書》換帥”風波的訪談時,他舊事重提“現在評獎的公信力差,任何巧合都可能引發懷疑,這是正常的;但不正常的是有些參與其事的人有意誤導輿論,對我個人進行攻擊。坦白地說,我本來是準備起訴這些人的,但考慮到思想討論的氣氛可能因為訴訟而遭到進一步打擊,我沒有這么做。但這些事情使我對這些所謂知識分子的動機產生了根本的懷疑?!?nbsp;
認同汪暉關于“個人攻擊”的說法很困難。印象中,當時雖有部分質疑者言辭激烈,但都是就事論事,多從程序正義、公信力等方面討論該問題,并沒有上升到人身道德攻擊的地步。退一步說,倘若真有這種情況存在,汪暉放棄起訴的想法究竟是維護討論空間的健康,還是間接助長了惡劣學風,恐難定論。
在緊接其后的2001年哈貝馬斯訪華后,曾有學者撰文說哈貝馬斯在與汪暉交流后,感覺新左派的觀點有為專制極權、為文化大革命辯護的嫌疑。汪暉等人認為這是“造謠和流言”,實質是在攻擊《讀書》雜志的聲譽,他說“11年中,圍剿《讀書》的事情發生過多次,為了打倒我們,那幾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但平心靜氣地想一想:他們自己在討論中到底提出過什么重要的問題,做過哪些認真的研究?他們的精力更多放在攻擊別人上。我覺得他們看起來更像是思想的憲兵,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干?!薄盀榱舜虻刮覀?,那幾位似乎什么事都可以做的?!边@一斷語讀來令人不寒而栗,倘若思想界真是這樣黨同伐異、交互傾軋,讓后來者情何以堪?
汪暉口中的那幾位“思想的憲兵”、“與自由主義毫不相干”的大名呼之欲出,但到底他還是沒有點出“那幾位”究竟是哪幾位。就這樣,進一步討論的空間就這樣被他親手放掉了。
3
當然,拋開這些“意氣之爭”的口水仗,以閱讀為本,汪暉能夠成為新左派“大佬”,在思想界占有一席之地,是與其學術根基、貢獻分不開的。
這一點似可從兩方面考量:一是汪暉自身對學術界的貢獻;二是主編《讀書》時的功績。
汪暉以研究魯迅成名。雖然在“抄襲門”事件中,他的成名作《反抗絕望》被南京大學教授王彬彬指控存在多處涉嫌抄襲,但縱觀其書,結合80年代大陸關于魯迅研究的狀況看,這本書有其貢獻,在當時起到了范式革命的意義。
比如,汪暉在該書中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中間物”,這一概念在魯學界中產生了重大影響。魯迅研究專家張夢陽對此的一番評述不無道理:“汪暉從魯迅的話語系統中擇取出了‘ 中間物’ 這一概念,由此升華為一種把握世界的世界觀,反過來審視魯迅的精神結構和文學世界,并以悖論的思維方式探索魯迅的復雜性,就打破了魯迅研究史上長期存在的那種單一、靜止的思維模式和闡釋方法,還原出了魯迅文化哲學的雙重歷史文化基礎,再現了魯迅世界的內在矛盾,中國魯迅學史上長期存在的一些疑問也就順勢而解了,自然而然地顯示出了‘中間物’這種把握世界的世界觀與悖論的思維方式所蘊含的巨大的活力?!?nbsp;
除去魯迅研究,煌煌四大卷的《現代中國思想的興起》一經問世,更是有石破天驚的轟動效果,對于該書的內容也是爭論不斷。在書中汪暉對于“ 帝國與國家” 、“理與物”、“公理”、“科學話語”等概念進行了追溯與反思,集中探討了宋明理學以及清初思想等問題,貫穿全書的線索“即知識與互動關系,例如天理與郡縣制國家的關系、公理與現代民族主義知識及其體制關系等”。
在另一次訪談中,他曾簡略地談到他寫作該書的目的:“我的目的之一是要重新解釋中國的歷史”,“我是希望通過這樣新的歷史解釋來對19世紀以來形成的世界時格局做出挑戰”。其雄心與抱負可見一斑。
其實,跟很多讀者一樣,我可能更看重作為主編老牌人文雜志《讀書》十一年的汪暉所產生的作用。
自1996年汪暉受邀編輯《讀書》開始,他有意識的對《讀書》的風格取向進行了調整,大量刊發一些理論性較強的文章,注意與國際學界溝通交流,在三農、發展主義、生態、全球化、文革、第三世界等議題上進一步拓展了知識界討論的公共空間。有許多問題都是在《讀書》上首先提出來,然后才被人注意到的,“《讀書》發表的很多文章在當時不被理解,甚至遭到抵制,但事后看來,這些文章比它們的反對者更接近真理一些吧?!?nbsp;
在汪暉眼中,較明顯的一個例子是關于三農問題的。讀書雜志從1996年起就開始討論鄉村問題,1999至2000年《讀書》雜志又發起了有關三農問題的討論 ,“今天中國農村政策發生了極大的改變,跟這個討論息息相關,這倒并不是因為《讀書》一本雜志的影響,而是因為這個討論慢慢擴展到整個社會,擴展到中國政策的制定過程里面去了?!边@真的讓人很難不對汪暉離開《讀書》雜志,抱著幾分同情和惋惜。
回到“抄襲門”事件上來。在“抄襲門”事件發生后,除了接受新加坡《聯合早報》一次專訪以外,汪暉基本上對此沒有再做出更多的回應。在這次訪談中,他認為媒體難逃炒作嫌疑,認為王彬彬的指控難以成立,“我至今沒有看到對于捏造事實或掩蓋證據等行為的嚴肅批評——如果一個社會容忍這樣的行為,將會對公民權利造成很大傷害?!?nbsp;
汪暉的這一表態,使人想起了他在新加坡《圓切線》雜志的一次座談中的一段話。他談到,在90年代有一段時間《讀書》雜志曾碰到來自多方面的阻力,而他的信念就是堅持,他說“我有一個模糊的信念,沒有什么路,你不跟他硬斗,你就完了,有時候就是硬挺著。等到你稍有余裕的時候,你確實就該擴大你的陣線了吧,盡可能擴大你的朋友的范圍吧。這個我覺得是要的,在知識界是要的?!?對于很多保有學術理想的后來者,這樣前途還真是難上加“赧”。在“抄襲門”中有90多位海外學者聯名上書清華大學校長,力挺汪暉,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他擴大朋友范圍的一個結果。當然,這只是笑談,以我的“小人之心”來度汪暉的“君子之腹”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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