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中武認為，這并不是問題的核心，即便是工程款，里面也包含有農民工工資，作為發包人的項目部，完全可以直接從應付工程款中扣除應付工資款。至于勞務工和農民工的身份區別更是糾纏概念。

據參與此次維權的湖北水鏡律師事務所副主任黃峻分析，“對方是在有意回避農民工工資這一敏感點，如果是工程款對方的壓力可能會小一些?！钡谒磥?，這種回避某種程度上也會給農民工造成主管部門之間相互踢皮球的感覺，“幾個回合下來，農民工都被弄得暈頭轉向，也會讓他們認為，當地政府有意在采取地方保護?！?

同樣為湖北南漳籍的秦意茗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只是為老鄉介紹了這個工程，他們公司并沒有參與項目建設，“如果我們參與，肯定會走投標等程序，也會簽訂協議，也不至于有現在的麻煩?！?

在南漳維權專班的堅持下，對方最終同意，組織農民工和項目方進行面對面協商。隨后，雙方進入核算程序，并在第二天上午就工程量達成一致，但對工程價款依然存在分歧。

黃峻認為，現在雙方都認為自己給出的工程價款合理，那就需要拿出有說服力的證據。如果協商不成的話，最終就需要走訴訟程序，也可能由法院委托第三方機構對工程價款進行評估。

在黃峻看來，由于沒有強制力，工會在勞資糾紛維權中手段還是有點軟，“只能協調，沒有執法權?！蓖瑫r隨著外出打工人群流動性的擴大，由戶籍地工會進行維權的成本支出和精力都難以保證。尤其是牽涉到工傷事故的維權時，還需要長時間的調查取證，如果遇上地方保護，當地政府部門不配合，維權成功的可能性更小。

2009年一河南工會負責人到江蘇替河南籍工人維權時，甚至不得不自掏腰包，向企業老板支付了1萬元的“贖金”后，才將工人帶回家鄉。在此之前，也曾向當地公安等部門求助，最終卻沒有任何結果。

難題

遠在西安的討薪事件，卻由湖北工會介入，在湖北農民工西安討薪被打事件被媒體報道之后，對陜西當地工會不作為的質疑，即開始在媒體中紛紛出現。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教授于建嶸在其評論中指出，事發地的陜西工會之所以沒采取行動，還是利益問題。由于當地的這些所謂大企業或項目部和各級政府都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這也就決定了當地政府部門，包括工會，選擇地方保護。

“農民工會有這種顧慮，所以大多農民工在發生糾紛后往往會選擇向家鄉的機構求助?！秉S峻認為，如果當地工會等部門介入，效率會更高，成本也更低。

8月11日，事發地的臨潼區工會一位工作人員在接受采訪時卻表示，“目前這件事已經不讓我們參與，指定由勞動部門處理?！痹摴ぷ魅藛T表示，事情被報道以后，陜西省、西安市、臨潼區工會都曾去慰問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