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天祥：“大部制”并非萬能(3)

即便是在西方國家，大部門制也是政府行政機構設置普遍采用的方法。

至于中國的行政體制的改革基本上都選擇“大部制”的模式，除了上述因素外，2007年10月，中共十七大明確提出“加大機構整合力度，探索實行職能有機統一的大部門體制，健全部門間協調配合機制”。于是，“大部制”作為中國政府機構改革的一個確定方向，迅速走進人們的視野。

《經濟觀察報》：目前，廣東有深圳、順德、廣州等城市都實行了“大部制”改革試點，且都有不同的特點，你對此作何評價？

陳天祥：深圳的政治體制改革基礎較好，社會組織比廣州發達多了，加之深圳又是經濟特區，在政治體制方面有改革的先例，這有利于深圳做大膽嘗試。

因為大部制改革必須放權，把政府職能分解到社會組織和公民組織，所以社會組織發育健全的地方就有利于改革。成為，市場的發育程度也是一個基礎，總之，“大部制”改革是有條件的，它并非萬能，并不是每個城市都可以實行。

最值得肯定的是，深圳政府部門設置上打破現有的局、辦模式，按照政府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要求，設置委、局、辦，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相對分離，完善了行政運行機制，是真正“大部制”的標桿。

順德將41個政府工作部門一舉砍掉25個，實屬大手筆，同時黨政聯動“合并同類項”也是一大特色，然而，由于順德只是縣區級政府，決策權力相對有限，更多的是執行，所以黨政合一，并沒有太大的問題。但不具備普遍意義，所以，難以作為標桿。

至于廣州“大部制”改革給人的大印象：一是相比深圳、順德的大部制改革，廣州改得比較保守，動作較??；二是廣州根據自身特點，改革重點放在了城市建設和管理方面，力主往“大城管”的方向走，這也是廣州此次政府機構改革的唯一亮點。

廣州“大部制”改革之所以動作較小，還與廣州的定位有關。廣州作為省會城市，不可能也不適合一瞬間動得太大。中國的改革，無論是政治體制還是經濟體制改革，都習慣“先試驗再推廣”的傳統做法。所以，這次動作不太大也沒什么不對，畢竟涉及的方方面面太多。

總之，大部制改革遇到的困難之一來自制度本身和立法方面，一定要給地方更多的改革探索權力，可以把上級的權力更多地讓位給地方人大，讓地方來決定機構的設置，反正是花地方自己的錢，應該沒有問題。

至于如何防止行政機構改革回潮，這就要求不能政府內部自己在改，要鞏固改革的成果，就要探索如何將改革成果法律化。以法律的形式規定下來，使之難以回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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