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瓊打敗關公？(2)

二、企業家？資產階級？

1927年的四一二事變，被很多人視為中國歷史的一個轉折點。上海商人階層與蔣介石達成了政治合約：商人們向蔣介石提供足夠的資金，而后者則以武力消滅“暴亂”的工人組織。后世很多史家把這一結盟，看做是一種害怕和膽怯心理——與其面臨革命的威脅，莫如求助于獨裁者的庇護。

而吳曉波在 《跌蕩一百年》中與《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 （1911-1937）》作者白吉爾持相同觀點。吳曉波意味深長地寫道：“喪失了商業力量的自主權，對政治權力的投靠是危險的?！辈贿^，這種輕描淡寫的感慨，在歷史現場恐怕有點無病呻吟的感覺。在對抗對象是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杜月笙為首的青幫以及擁有武裝力量的上?？偣r，這些商人能夠選擇獨立和中立嗎？在那個動蕩的年代，分清敵友、結成敢死隊性質的同盟，是所有利益群體的唯一選擇。于是，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才是那個年代社會意識的當然口號。

其實，在1927年之前，商人們保持了某種獨立性，或者說知道如何審時度勢，左右逢源。比如軍人政府壓迫時可以轉向租界，外商競爭時可以呼吁民族主義運動，工人運動來臨時可以支持保守的軍人政府——雖然這種彈性選擇不是沒有代價的。

但到1927年之后，我們發現，處在歷史窄巷中的商人們，沒有太多選擇權了。正如費正清所言，“中國可能選擇的道路，各種事件必須流經的渠道，比我們能夠輕易想象到的更窄?！?

那個年代的中國社會，到底由怎樣的群體構成，商人們能找到真正的盟友嗎？也許毛澤東在1925年發表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有些參考意義。從“分辨真正的敵友”出發，毛根據經濟地位和對于革命的態度，把中國社會分為如下階級：地主階級和買辦階級、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包含絕大部分半自耕農、貧農，小手工業者、店員、小販等）、無產階級、游民無產者（包括失了土地的農民和失了工作的手工業工人，他們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青幫”等等）。

以此看來，我們很難把當時的商人、企業家看做某種成分單一的階層。至少在毛那里，商人里面有革命和反動之別。在《跌蕩一百年》中，吳曉波用“企業家”來指稱全書的主角，這是一個大膽的舉措。在大多歷史著述中，人們用商人階層、資本家、資產階級來指代這個群體。而“企業家”一詞，顯然有著不一樣的語境和意味。在英文中，entrepreneur有創新和創始人的意思；而在中文里，“企業家”從1980年代甚至90年代才成為一個有積極意義的名詞。我猜測，這個詞甚至是為了替代“資本家”而采取的一種修辭策略。不管怎樣，用“企業家”這一歷史短暫且蘊含褒義的詞語，去描繪幾十年、上百年前的歷史人物，對作者和讀者，都會造成某種暗示。

讓我們走入1927年的上海，把自己想象成為一個普通商人，我們該如何分析當前局勢呢？首先，虞洽卿、陳光甫、宋子文等人，能否構成某種團結一致的利益群體？

《劍橋中華民國史》特別提到，1927年之后，銀行家和實業家其實經歷了不同的命運。1927—1937年，新政權的借款政策給銀行家們帶來了財政利益，經濟管理部門向他們敞開了官方或半官方前途的前景，這兩者既鼓勵他們支持政府，也加速了他們由企業家轉變為公務員或半公務員。相比之下，實業家和商店主則不是被拉攏而是一直受到壓制。穆藕初在1923年的危機中對其紗廠失去控制，而在1929年卻接受了財政部次長的職位。撇開這樣的特例，實業家和商店主當中卻沒有大批轉入仕途的跡象，而在金融界這是引人注目的。實業家和商店主顯然不能像銀行家們那樣為政府的赤字提供財政支持。他們也就得不到同等的優惠待遇。

作者認為，通過強制和授予特權相結合的辦法，資產階級被統一到國家機器中去了。強制打擊企業家最甚，而特權使銀行家受惠更多。

說得直白一點，在蔣介石政權下，資產階級沒有太多選擇權，只能被鐵腕政權所選擇。異化了的資產階級已經不再是自己的主人。自此以后，資產階級的命運取決于這個政府的所作所為。

這樣看來，《跌蕩一百年》把商人們拉到“企業家”的帽子下，希望他們有獨立和中立性，實在是有些一廂情愿了。對于這一段近代史，從“階級斗爭”的歷史觀切入，恐怕更為犀利和透徹。

從更廣闊的意識形態考察，在20世紀初提倡資產階級運動，希望商人成為歷史的主人翁，必然會面對兩個對手：社會主義和國家主義。這兩大思潮在輿論上對中國資產階級造成極大打擊。中國資產階級常常在面對社會主義的剝削指控時采取回避態度。而即便是國民政府，也多次有社會主義的主張，并公開對資本主義表示厭惡。

當我們置身于21世紀，當福山宣告歷史終結，全球都被市場經濟的意識形態洗腦時，再看中國近代史，自然會生出許多非歷史的感慨，正如小孩子爭辯秦瓊如何打敗關公。

今日中國，企業家也許可以成為社會主角，企業家階層或許需要某種言說去辯護。但這并非近代史、古代史的通行證。即便是1930年代的國民政府，也不是要建立一個有利于私人企業的組織體制。有充分證據說明，它對此沒有興趣：在1932—1935年工商業蕭條的頭幾年中政府不曾給予任何幫助。

三、主題與副題

唐德剛在《晚清七十年》中把中國自1840年鴉片戰爭后的兩百年稱為“歷史三峽”，需要經歷政治社會制度的大轉型。他最有意思的觀點，是強調每個階段都有主題，跳躍前進會有反效果。

唐德剛把中國的現代化運動分成很多階段，各階段有各自的主題和副題。在每個階段，主題是“當務之急”，而副題（可能是次一階段的主題）在現階段往往是“不急之務”。完成主題與副題的方法可能是抵觸的。因此，集中全力完成主題，可能增加解決副題時的困難。但忘卻主題而側重副題的，則往往為該階段所唾棄。

于是，在中國近代史的各階段，凡是解決“當務之急”的社會力量，往往是前進的、成功的。而在各階段不知先后，側重副題的，沒有不失敗的。以此觀點考察，我們就很容易理解，為什么吳曉波筆下的“企業家”一直沒有成為中國歷史的主人翁，而政治家、知識精英卻一直是男主角。因為時候未到嘛，只有在法治基本健全、社會相對穩定的時代，商業才有可能成為主題，企業家才可能成為主角。

唐德剛的提醒告訴我們，歷史人物往往沒有萬全之策，在追求某一價值觀時，他不得不放棄其他。在中國現代化的某一特定階段，主題的實現，必然以副題的犧牲為代價。

救亡（民族獨立）、自由、民主、富強、賺錢，或許都是值得追求的目標。在現代化完成之前，這些目標不可兼得，只能有所取舍。也許為了民族獨立，人們只能舍棄自由、民主和賺錢。在上海五卅慘案、孫逸仙的關余事件、民團斗爭、1927年四一二事變等歷史關鍵時刻，商人們到底該如何抉擇？如果站在民族獨立一邊，他們就得破壞安定的市場，生意受影響。如果堅持維護市場運轉和個人利益，那就可能與政黨、工人階級或民族情緒發生沖撞。

政府不應干預商業和市場，這一原則或許是當今中國值得推崇的一種主張。正如唐德剛所言，不同階段的主題和使命是如此不同。在民國時期，為其他目標（富強、自由、民主）而奮斗的人，最終都成了失敗者和悲劇中人。因為那個年代的最大目標，只能是救亡。

拿《跌蕩一百年》和《劍橋中華民國史》對照，你會發現，外國漢學家更擅長用復雜的長句來描繪那個年代的客觀現實。為什么中國學者如此容易對歷史產生強烈情緒，并容易篡改劇情呢？

加拿大漢學家卜正民提供了很好的解釋：“中國的歷史學家尋求理解中國歷史，因為他們關心構成今天中國的種族或民族身份認同的基礎，而我則不必被束縛于將明代中國作為一個無法逃脫的過去。相反，它是一份如果我選擇就可以自由接受的遺產?！彼J為，這種自由是一種絕大多數中國歷史學家沒有的奢侈品。

或許，只有放棄以當下主題去圖解歷史的野心，近代史的研究才會更加從容和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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