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到了它的責任的一本書(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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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的書中,劉冰所作的口述,就他自己如何兩次上書毛主席揭發遲群、謝靜宜和因而得咎被整的情況,以及鄧小平親自為劉冰平反一事,作了詳細的回憶。這個回憶,非常引人入勝,非常說明問題,可以舉一反三地理解不少問題。
1978年6月,清華的黨組書記劉達向鄧小平匯報清華情況,鄧小平對劉達說,劉冰的問題解決了,你回去告訴北京市委,請市委給劉冰安排工作,這件事就這樣定了。但劉達給他們傳達之后,北京市委兩個多月沒有反應。劉冰問題是什么問題?劉冰,這位于1975年因為兩次給毛主席寫信、請鄧小平兩次轉信,揭發遲群、謝靜宜,引起毛澤東對鄧小平的不滿,被“四人幫”大做文章,引發政治地震,鄧小平被第三次打倒,劉冰也因此被扣上“翻文化大革命的案”、“翻教育革命的案”、“復辟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學?!钡让弊?,被專案組派往大興團河農場“勞動改造”和到清華大學校辦機械鉗工車間勞動?!八娜藥汀备矞绾?,劉冰的命運仍然沒有改變,1976年10月16日,北京市委派出進駐清華的聯絡組,仍然宣布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說明批劉冰是完全正確的,是不能翻案的。聯絡組后來更具體地傳達了市委的意見:聶元梓、蒯大富不能翻案;劉冰、何東昌不能翻案。把劉冰的問題還和聶元梓、蒯大富的問題等同起來。為什么不能翻案?劉冰說:“因為毛主席批示的,我心里清楚。那時候還在繼續批鄧,華國鋒推行‘兩個凡是’,這個情況下,事情就不好辦了?!敝钡?978年11月下旬,中共清華大學委員會作出決定,推翻“四人幫”強加給劉冰等的罪名,決定指出:1975年8月、10月,劉冰等兩次給毛主席寫信,合法合理,內容屬實,根本不是“誣告信”,為劉冰等恢復名譽和一切職務。新華社記者發布平反消息,第二天《人民日報》也報道了。當時正在開十一屆三中全會,幾個中央領導都為劉冰的平反畫了圈。
劉冰平反后,根據他自己的要求,調任蘭州大學黨委書記兼校長。以后他歷任甘肅省副省長、中共甘肅省委副書記兼秘書長、甘肅省委常務副書記、甘肅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黨組書記、第七屆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第八屆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顧問。歷史為他作了公正的詮注。
本書對其他多位官員的訪談實錄,可圈可點的地方還很多,很難一一評介。
至于本書對十位平民的命運追蹤,準確地說有兩位不能說是平民,如在真理標準大討論和“天安門事件”的平反中起過重要作用的楊西光曾是《光明日報》的總編輯,如第一個揭開大寨蓋子從而推動大寨向新時代跟進的楊顯東曾是農業部副部長。但這也不要緊,因為他們在新時代中的光彩一頁,一方面改變了自己的命運的發展方向,一方面當然也參與推動改變了千千萬萬平民的命運的發展方向。社會的前進永遠是一種無數合力的推動。
在對十位“平民”的命運追蹤中,還有如葛佩琦,他在1957年被打成了“右派”,在“文革”中坐了牢獄,飽受災難,但是在1978年后,好風送我上青云,他的人生終于從悲劇中走了出來,不僅得到了正式平反,還被恢復了久拖不決的“三八式”老黨員黨籍;還有如曾是大慶油田采油工的裴定一,他是1978年首批52名公派留學生中到美國留學的人,在華羅庚的推薦下,進了普林斯頓大學,有幸參加了1979年卡特總統在白宮為鄧小平舉行的歡迎會,回國工作后,他在模形式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譽為“15年來模形式理論方面最好的成果之一”,包括其它方面的研究,他多次獲得國家科學技術進步等的獎項;還有如背負胡風陰影很長時間的胡風的小兒子張曉山,在1978年終于作為“文革”后第一批大學生中的一員,在30歲上邁進內蒙古師范學院的門檻,31歲上被錄取為中國人民大學農業經濟系的研究生,爾后父親胡風也終于平反,任了文化部研究院的顧問,增補為全國政協委員和常委、中國作家協會顧問,張曉山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過程中曾被國家人事部授予中青年有突出貢獻專家稱號,被聘為國務院學位委員會第四屆學科評議組成員,擔任了社科院農村發展研究所所長職務等等,其學術成果可謂等身;還有如一直被作為“白專道路典型”的陳景潤,終于在1978年全國科技大會召開以后,逐漸亮出光輝,唱響《哥德巴赫猜想》,變成了為大家所推頌的的科學巨星,他的成果被譽為“陳氏定理”;還有如張揚,在“文革”中因為他寫了被傳抄的小說《第二次握手》而被逮捕,也是在1978年后的好風中,在胡耀邦的直接干預下,獲得平反,他的作品正式出版,后來成了一位專業作家,當過湖南省作協副主席、名譽主席;還有如在“文革”中被作為“反潮流英雄”的黃帥,隨著“四人幫”的一朝覆滅,也從高處跌入谷底,家庭遭到連累,但也是在1978年后的好風中,在胡耀邦的關心下,使能不能上大學大有爭議的她,終于跨進了北京工業大學的大門,1984年又東渡日本,加入了浩浩蕩蕩的留學大軍。這些調動一切積極因素的活生生的具體事例,就像一滴水反映太陽,反映的是一個國家和全社會的變革、進步和發達的景象。它們是有代表性的!《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這本書,為我們提供了這樣一種可貴的視角。它也把可見的外表的運動,還原為了曾經發生過的內部的現實的運動,有著內在聯系的現實運動,讓我們看得更貼近,讓我們不能不為之傾倒在了歷史性的大轉折的面前。就是在大轉折后改革開放的三十年里,因為在一定意義上,人又一次被解放了,人的思想又一次被解放了,包括以人為主要因素的的生產力被大大地釋放出來了。當上上下下有充足條件產生出來的新一代人才大批涌現,并向改革開放的大道上迅跑的時候,中華民族歷史上出現空前的大發展,則是事之必至、理所必然。
正如唐朝的史學家劉知幾所說:“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有國有家者,豈可缺之哉!”我們每個有正直心態的人,特別是做歷史工作的,應該好好地研究一下這1978年及其前后的歷史現象。那末,就是在這點上,《1978大記憶——北京的思考與改變》這本書,也算是盡到了它的責任。
(作者系當代中國研究所研究員)
(書評和相關資料由中央編譯出版社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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